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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
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
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
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
1993年4 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双
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领导人交
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
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登辉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
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
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本省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
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战后他回到台湾，在台北完成
大学教育。过后他到美国再考取两个学位，第工个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
学位。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纸，通
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
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
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
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
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
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
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
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
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登辉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
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以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
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
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1995年6 月，李登辉展开一轮攻势猛烈的游说行动后，成功争取美国国会一致
通过决议，发出签证让他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那次访问以及他在康奈尔大学发表
演讲所造成的冲击的严重性，是美国国会始料不及的。我曾担心中国会有所反应，
却没想到中国那么不信任李登辉，也没料到美国总统批准李登辉访美的决定，对中
国而言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就在那一年10月，我问李鹏总理，他怎能如此肯定李登
辉要的是“台独”。李鹏回答说他们看过李登辉在康大演说的全程录像，李登辉完
全不提一个中国，而是强调台湾，并把它称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这根导火线一点
燃，终于在1996年3 月引爆了两岸自1958年金门炮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中国调派
大军到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展开实弹演习，所发射的导弹落在台湾西岸重要海港附近
的海域。为了缓和局势，1996年3 月3 日我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
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
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惟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
相互合作以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深后来
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两岸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即使我比多数局外人更了解台湾，这
件事也无须外人来插手。中方客气地回绝我劝和的好意，全在意料之中，这符合他
们向来主张两岸纷争是“中国人”的家务事，非得由双方领导人直接去解决不可的
基本立场。
与此同时，李登辉开始淡化台湾与中国的共同性。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到1988年蒋经国逝世，台湾学校和大学用国语（华文）教学，学生学习的是中国
的历史和地理——台湾不过是其中一个省份。如今，学校教授的多是台湾史地，并
已较少教导中国大陆的史地。早在1989年，即蒋经国逝世后不久，我就感觉得到大
陆省籍的俞国华处境尴尬：他陪我到日本人旧日的温泉度假胜地台东度假。一天晚
餐后一伙人上卡拉K 欢唱，台湾省籍的人唱的全是闽南语歌曲，俞国华却是半句也
听不懂。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
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
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
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
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2000年3 月台湾选举来临时，中国领导人密切留意选情。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
陈水扁的支持率逐渐高涨，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民进党由台湾省籍的民族主义者组
成，他们多年来为台湾独立而奋斗，为此曾在蒋氏父子执政时代被国民党政府监禁
和惩罚。2000年2 月22日，北京媒体发表了中国国务院白皮书，向台湾提出警告，
如果对方无限期拒绝讨论重新统一，中国将被迫动武——针对的正是陈水扁。3 月
15日，距离投票只剩三天，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警告台湾，中国
会不惜以鲜血捍卫国土。
陈水扁结果以不到40％的选票击败得票36％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国民党候选
人连战则惨败。外界都认为，李登辉为连战站台发表的演讲显得不尽力，摆明已经
放弃了连战。何况李登辉的几名亲信也表态支持陈水扁。中国领导人因此对陈水扁
更伽不信任。北京说会静观其变，对陈水扁听其言而观其行。正式宣布获胜之后，
陈水扁发表了一些缓和局势的讲话，但是没有一句是承诺最终重归统一的。中国国
家主席江泽民说，两岸只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能恢复对话。陈水扁却说，一个
中国可作为两岸谈判的议题。在5 月20日举行的就职仪式上，陈水扁说：“双方的
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他没
让中国有立刻采取行动对付台湾的理由，但是所言也不足以改变大陆领袖的想法：
他会延续“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时代”。
35、交棒的时刻到了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
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
作为他们的领袖。
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政权移交给一位他认为没有足
够能力继承他的副总统。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
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当
时，我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不毅然退位的话，恐怕就得以每况愈下的体力和敏锐
程度不如既往的头脑，疲于应付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相反地，我用过去九年的时
间，从旁协助我的接班人吴作栋和他那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班子，顺利地完全接管
新加坡政府。吴总理留我在内阁里担任资政。少了日常决策的压力，我更能着眼于
较宏观长远的课题，协助政府寻求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
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
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
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
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
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
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
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
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
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
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门，我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
扫除障碍，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如卸下了肩
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我只需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
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期完成任务。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新加坡人才不算少，这是新加坡的福气，因为我们有
幸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到新加坡来受教育，他们过后留下来工作、投资，为本土原
有的人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