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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恩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恩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洲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海·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
新华社记者 黄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惟一通道只有约且，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森、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