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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约有2500万库尔德人，他们的大体分布是：士耳其约1200万，伊朗约550万，伊拉克约500万，叙利亚约50万，其余的则分布在苏联、黎巴嫩、约旦、阿富汗等国。库尔德人居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主体民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说这是个地区性问题。而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种种因素，使这种矛盾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强烈。
据同行的西方记者介绍，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其余的则居住在基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战期间，排外情绪极强的库尔德人与英国占领军发生过武装冲突，规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巴尔扎尼领导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1983年至1988年，约有25个库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机器遭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油田形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六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23毫米高炮，当做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夹扎鞋硌脚，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声称至少有10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生冲向库尔德人阵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4月5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单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巴格达的宿敌以色列那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都是军人。一个至少由50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40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像运往莱市场的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揽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时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孚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像VCD盘上的越战。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所有记者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以致我连车门都打不开。我的80毫米～200毫米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此到山口几十公里被军车与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水牛、阿拉伯马和毛驴拖曳着满载被褥、缝纫机、大闹钟等的木板车在军车间缓慢挪动。恶息扑鼻，哭喊之声震天。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满脸鼻涕泪水、天真可爱的小孩竟怀抱一只死去的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人头攒动，并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1．90米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拄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叠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摄影师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所不同之处仅是兵蚁与工蚁之别。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