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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排列的，根本就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西德40届世乒赛时我和他们混了三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佩着的四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十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示一下。又过了五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西德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呆一会儿），足足聊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四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楼，四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时，四个服务生只剩下了一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啪啪”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