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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没有看到一些小说家自己所主张的本能性？他带着微笑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样。我一边笑得更夸张，一边再问：那么有没有发现包括小说家、读者或是小说本身在内的任何一个赤裸裸的身体？听完我的这句话后，他干脆笑出了声，然后婉转地说，至少能肯定想脱掉衣服这一点。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起来。我边笑边说：
“那好，可能是因为我把裸体、本能性等说得太抽象了，所以读者们无从获得真实感。但我既然不是幻想画家或理论家，而只是一个小说家，就有必要把裸体形象化和具体化。要不这样能怎样？等到后年这部小说以单行本出版时，在书的封面上刊登一张小说家的裸体照吗？”
朋友们先是对我的这句话半信半疑，接着把它当成是纯粹的玩笑，都放声大笑了。但这决不是玩笑。事实上，如果我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小说家的余地，正由于我有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的兴趣。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每写下一页，我都非常在意这些文字以后被辑成一本书时，所处的位置和姿态。既然脑子里有“书”的概念，那就绝对不能忽视书的封面和其它物质条件。不，不单是不能忽视，而且还要予以极大的重视。如此看来，刚才我说的话还算是真诚的，尽管我并没有下决心一定要那么做。
总而言之，不管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我们都在纷纷议论关于用男人的裸体作封面的问题。有人说，应该用一个脱光衣服的男人坐在打字机前的照片，有人说那个男人应该是小说家的我，甚至还有人说，在裸体照上挡着下半身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要把全身都暴露出来，或者干脆再登场一个裸女，这样更能突出本能性，等等。
但我们随即又想到，那些怀着性的好奇而打开这本书的普通读者们，最终会产生受骗感，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审查方面。这时一位没说过多少话的朋友开了口。下面我照搬他的话。事先说明一下，我删掉了其中的几个固有名词，因为这些词本身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我有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在小说中尽可能避免使用外来语的怪癖。当然固有名词和外来语是要有所区分的，但我无法摆脱他们共有的语感给行文的流畅或氛围带来的不便感。当然凡事总有例外，所以我保留了“nude——裸体”这个词。如果把这个词代之以“赤身”或“脱光的身体”，肯定会造成上下文语感的极大混乱。现在就让我们听一下他的话吧——
“在70年代中期的西德，一支五人组乐队出了一本唱片册，唱片册上登了一个少女的裸体（nude）照片。这张照片立即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因此他们也开始有人气了。后来他们又在第十一个专辑里，登了一张相互拥抱着的恋人照片。照片上袒胸露乳的裸体女人用胳膊搂着穿皮夹克男人的脖子，腿缠绕着男人的腰，而男人正在女人的大腿上刺着这个乐队的标志——蝎子。美国的唱片公司因为觉得这张照片过于淫秽，而且有可能会涉及女性虐待的问题，而拒绝进口这张唱片，结果这个专辑在美国是以穿着皮夹克的五人组照发行的。虽然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是这样的突发事件却创下了可观的销售量，造成了巨大影响。”
引完朋友这段不算长的话，我不得不因为保留了几个外来语而感到非常内疚。抄录时我发现，“nude”本可作“裸体”，“album”本可作“唱片”；也想过重录一遍，但因前一个词在语感上有明显的不同，后一个词含义又有所区别，所以只能保留，顺便也保留了我的不便感。我引用的是朋友的话，而他使用的材料征引自他买来的有关那个乐队的介绍，因此这应该是我们大家一起觉得不便的事情。
这里一定要指明一点：这段时间我在用双引号框起来的直接引语部分里几乎没有使用口语的后缀。也许读者们会感到别扭，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我来说，哪怕是在这一章节里，尽管也使用了直接对话方式，但是我想露骨的表示出，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我的嘴说出来的。像模像样的编造出现在讲述的瞬间行为里，是不是也搀杂着一些虚伪意识的疑惧而令人感到不便呢？
我早已感觉到小说的行进迷失了方向，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当初摸索的主道上来。那个朋友说完后，我们一边会意地笑着，一边继续谈论。
也许朋友们和我一样心里都在想：这分明是欺诈，文学上的欺诈。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辩解说，自己是正直的人，不是诈骗犯。也许这一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与现在的故事完全是两码事，也就是说，为了提高销售量而在封面上刊登裸体照，就现实性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此时具有那种小说外以至文学外的意图，那么这部小说将无法继续下去。我能执著地继续写下去，写如此难写、如此难懂的小说的原因就是：我托了自控能力的福。但为了满足好奇心强的读者，我在这里坦白，我并不完全确认自己的这种想法，只是在这个瞬间如此认为。现在我是不是为了有效地说服读者而有所让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至少不会说，随便怎样都无所谓。如果大家认为我的小说的美德之一，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周密性，那我也无话可说。
前面曾经暗示过，我是瞄准了小说的写作和阅读空间，以及置身二者之间的书的存在，以二者互相协调时构成的本能为焦点来开展我的小说的。因此我认为，小说成书时在封面上刊登小说家——不管是我本人，还是其他人——裸体照的想法，是我为了达成上述协调感而探索的众多方向之一，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想法。当然，随着小说的进一步展开，我会变得更加慎重。换句话说，我现在是手里举着一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熄灭的火炬，一边四处奔跑，一边找出口。
回想起来，当初我开始对书感兴趣时，就有过想把整个书屋全都据为己有的欲望。我不是说我需要一个大书店，而是说我只想在一个装满书籍的小小空间里，随意浏览各种类型的书，然后又随手扔掉。比起精读我更喜欢乱读，甚至相较于读书行为，我更加喜爱和热衷于书作为物质的存在，即书的样子，纸张、铅字的样子，包括气味、封面、插图等等。也许是这样的兴趣最终促使我写这样的小说；换句话说，我现在是把如果我小时候果真拥有过这样的一间小书屋，那么可能在里面干什么，在这部小说里做象征性的回味。我想把当时的梦以理论的方式重新编织一遍。但是，梦怎么能被理论重新构成呢？那么，是不是就像白血球会包住细菌似的，梦也会保护我可怜的理论呢？如果按我刚刚突然闪过的念头，以书店主人的孩子或某个晚上有条件一个人在书房里单独玩耍的孩子为主人公写一篇童话，那将会怎样呢？如果真写童话，也许可以流畅得如同这部小说。现在我只想到其中的几个部分，就心跳不已。那个少年把所有的书都占为己有，对它们发号施令，但在某一瞬间，却被书中的内容卷进去而动弹不得。
我再一次感觉到，就像临终似的，我的小说也到了最后关头。但幸运的是，这只是一次有限的死亡体验而已。是有限的人生和有限的死亡编织着这部小说。虽然附加了有限的证据，但我不能乖乖地接受死亡。在这部只有有限生命的小说里，现在有谁摘掉了氧气罩。我真的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脉搏也渐渐弱了下去。
我已经很疲劳了。不过，感觉到生命已被耗尽而浮现出死亡意象的时候，也可以从中得到能量。我在想我完成这部小说之后会做的事。首先，我会休息几个小时，但醒来后又会马上想到出版社十万火急的处境。我会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去家门口由两个年轻小姐经营的那家文具店，那里有一台性能不太好的复印机。她们会一边亲切地打招呼，一边接下我的原稿用A4纸复印。尽管我已经在那里复印了十多部小说原稿，但她们做梦也想不到我是一位小说家。她们对平日经常在此出入的我，似乎产生了一点好奇。两个人都不算太漂亮，但我认为她们是漂亮的。有人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我还是觉得她们是漂亮的。首先因为她们的表情很灿烂，带点玩笑说，她们具有某种既美丽，又不美丽的紧张感；而看着她们紧张，我感到很快乐。
刚刚我又回到了这部小说的时间里。因为说到两位年轻小姐的故事，突然产生了对她们的抱歉感。这种抱歉感与我刚才对文件处理器推销员的感觉很相似，换句话说，我并没有经过她们的允许，却在这里扯起了有关她们的故事。如果我主张我的著作权，那么她们也应该有类似的权利，至少是在这种类型的小说里。但是，这样的话，我又能写些什么呢？就像在其它小说里一样，在这里也要发挥想象力来塑造几个虚拟的人物吗？不能这么做。
这些都是由我自己来承担并处理的问题。虽然在这部小说里需要一些实际的人物，但我不能随便盗用他人的人生。这个问题值得我深思之。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电视台记者随便抓住一个人，强行对他进行人物采访时，就会觉得新闻工具对个人施行了暴力，而且还把这样的轶事写进我的小说里。不管怎么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原稿里有文具店小姐的故事，我还要拿去让她们复印。但除了这些尴尬的想法以外，此时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刚刚从复印机里出来的纸张的柔滑和温暖的感觉生动地传到了我的触觉神经，那种温暖，让我产生仿佛在触摸有体温的动物皮肤的错觉。长时间坐在椅子上而突然下地所特有的那种脚底的僵硬，得到了一些补偿。
再写两个段落，这一章就结束了。尽管每次都一样，但写这章时的难题似乎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