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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歹我是在报社里写东西、做编辑的人，而甘兄也是做杂志的人；既然这样，我想以彼此理解的立场来开这个头。我想拜托甘兄的不是别的，就是前些日子生命处于危机状态，而后好不容易又重新回生，从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所谓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就是想请甘兄引见一下，做一次对那位先生的专访。如果由我们来做不方便的话，能否请甘兄先过目一下我们的提问纸，然后再和那位面谈，或是单纯地记录他自己想说的话？甘兄也知道，据传闻前任政权曾与那位交涉过入阁问题，但遭到他的拒绝，结果此事成为祸根，不久便遭监禁。我认为不管算是澄清事件真相，还是恢复自己名誉，不管是以证词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在过世之前，就当时的真实情况留下一些话，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我们，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本人有这个意愿的话，在他去世之后以遗稿或遗言的形式发表也是可以的。”
甘泰圭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因为想起了不知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的对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道。当时没怎么注意看，不过也许写那篇文章的就是这位部长。部长一边把抽到了一半的烟扔进烟灰缸，一边再次开口道：
“事实上这期间我们也企图与那位先生接触过，但不知是因为人老了只剩下固执，还是原来就那么顽固，记者们找到他，他却连见都不见。有一次我也亲自去找过，但也同样吃了闭门羹。
随着部长的的话，甘泰圭脑海中浮现出所谓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病容。平时甘泰圭一直以‘先生’称呼他。先生与他是同乡，曾在他上过的高中暂时就过职，后来他们因并非偶然的缘份而有了时时见面的机会。自那以后，甘泰圭就定期去拜访先生。不过，他好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先生具体有怎样的思想，知道人们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我真无法理解。像他那样的人，怎么说呢，无非就是政治考古学的对象而已嘛，媒体为何如此关心呢？况且他离去世也不远了，从多个方面可以说是到了最后关头，倒也是，就是因为到了最后关头，所以才让世人更劳神也不一定。”
“不过平时我们也没忽视过他的存在啊？您也是知道的，有一段时间他还当过我们报社的咨询委员……”
“那不过是很久以前短暂发生过的情况而已，也许这不是他愿意听的话，不过在当今这种媒体无孔不入的世道里，被冷落和疏忽与遗忘也没什么区别吧？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必要重新去打捞呢……”
“又想以那样的方式驳倒我吗？不管甘兄想做的是什么，以现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世上什么也成就不了。我看着都着急才这么说。你过于执迷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听着我的话别不高兴，趁这个机会帮我们，也顺便改善一下体质。”
听到最后那句话，甘泰圭感到眼前一阵晕眩，因为“改善体质”是从前些日子开始一直放在他脑海里盘旋的一个短语。眼见自己绞尽脑汁想来想去的话，现在被别人过于轻松且浮浅地使用着，甘泰国圭忍不住有一股被袭击了的心情。在那份混乱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体质改善真的是要经历二重、三重的艰难这一事实，单靠思考根本不可能解决。随即他自问该如何做，并惊诧地发现，心中突然涌出一股对这句话的情绪化的反感。
“听起来好像只要自己下定决心改善体质，就会像翻手掌一样，所有一切成为可能或不可能，而且是在这种几乎不存在转换人生形式的可能性的社会里。
“并不一定如此，体质改善也并不是那么夸张的事情。我的意思并不是让甘兄迎合社会，而是说应该更积极地看待这个社会。有谁知道，如果这件事做得足够圆满的话，我们会不会联手成就更大的事情呢？况且最近报社内部要适应时代潮流变化的呼声也很高，也要改善体质，所以我们切实地需要像甘兄这样拥有在野气质的人才。我怎么老跑题呢？”
“要适应变化的时代这句话也听起来担别扭。报纸常把对舆论的冲击效果当成主要目标，现在继续用传统的方式不怎么如意，所以要寻找别的出路。在我听来像是这样。但是至少我对冲击效果这类东西不怎么感兴趣。”
“喂，甘兄，别总是咬着不放那些我们可以跃过去的部分嘛。”
他们的谈话以这样的方式又继续了一阵子，终于部长放弃了从甘泰圭那里听到确切答复的努力，留下再慎重考虑一下的话和名片先行起身离开。也许部长存有这样的念想，即离最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去世毕竟尚有一段时间。他结完账离开后，甘泰圭仔细端详了一下他递过来的名片。那张名片就像不知真面目的幻影一样在眼前朦胧地晃动。本身就是一种余韵，“再慎重考虑一下”的留言也以延伸这种余韵为目的，其中隐约透露出可以把他迎入报社的意向，像是要在他的脑海中挖出一个余韵的陷井。显然，部长对留下余韵这件事情有着卓越的才能，而那种余韵正是在谨小慎微的人们身上，以及即使在琐碎的东西里也喜欢留下阴谋与秘密的痕迹的阴险的人们身上，常常能看到的特征。在甘泰圭看来，他们正是据守着完美的自我伦理的墙壁，通过叫作余韵的巧妙的缓冲地带，与现实相妥协着生存。
他拿起那块如同又白又方的尾巴在他眼前晃动的余韵，撕成两半儿。可在那一瞬间被撕破的却是拇指与食指上的皮肤。那张纸片正如从里往外散发着的阴险的气味一样，外表也有着绝不被撕破的性质。它巧妙地摆脱压迫自己的外部力量，并瞬时采取了逆向攻击。他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流着血的手指，握着揉皱的名片站起身来。无法判断是纸还是塑料的那张名片即使被揉皱了以后，也在他手心里拼命蠕动着以舒展身体，并留下硬硬的支票的质感，不断地诱惑他，巧妙地刺激着他夸大的情绪反应。
室内播放着沉浸着淡淡哀愁的歌曲。他默默跟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突然想起唱那首歌的男歌手。这位歌手自己作曲并演唱以来一直致力于创作传统情调的歌谣；但最近突然转型，就是说，他进行了一次惊人的体质改善，突然成了半体制化的歌曲运动旗手，编唱着听起来极具冲击性的歌曲。仔细琢磨一下，可以说那个歌手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可以完全否定过去自己的机会，而在甘泰圭看来，能以推翻自己的方式投入自身的价值，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据说那位歌手最近公然表示，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歌曲感到无地自容，这么说，一直非常内向的他最近变得如此活跃，也是通过推翻自己的而获得力量的缘故吧。
甘泰圭一边感到嘴里一阵苦涩，一边出了宾馆大门，走进浓浓的烟雾中。与擦肩而过的车辆逆向而行，他的思绪自然地从那个歌手过度到病榻上的先生。据说他年轻时曾以大学生身份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带头反对日本恐怖；光复后则致力反独裁斗争。独裁政权一方面努力使他与社会隔绝，同时又施行提议他入阁的战术。但是先生很清楚，答应入阁或出马就等于自我隔离，只有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才是在社会中寻找自己位置的唯一方式。
甘泰圭沉浸在对先生的思绪中一直到十字路口，他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脑海中，那个歌手与先生的形象竟然重叠在一起。先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同样也是依靠逆向性的、不断的体质改善。如此看来，体质改善不仅因改变而必要，同时也为不改变所必需。片刻之后，他欣然泯灭掉内心的欲望之火，卸下很多想做和要做的事情，决心迟早去拜访一下先生。这时他的脑海中已经不存在报社部长的任何记忆了。
甘泰圭与久违的张号角一起吃完午饭，信步走在街上，偶然经过一个再现杀人事件的地方。越过几乎睹住一侧街道的闹闹哄哄的人们的肩膀，他们看到一个戴手铐的年青男子，正与着制服的警察们混在一起，整个儿犹如在拍电影。不难看出，那是警察方面正在对前几天在那里发生的杀人事件做现场鉴定。
鉴定工作被警察和包括看热闹者在内的一些人愤怒的吼叫与催促声推过来，又被看似律师的男子与嫌疑人家属的人们反过来吼叫的声音推过去，吃力地、缓慢地进行着。再看看这场闹剧的主人公，那充满灵气的眼神很难让人相信，他杀人之后身上依然带着犯罪凶器。他磨磨蹭蹭地透过每一个间隙观察人们的视线，终于用拿在手里的刀对准了扮演死者的警官的胸口。人们似乎是看戏看到了高潮部分一样，禁不住发出呻吟声，然后对那些演得真实而兴致勃勃的演员们报以一阵掌声。在那一瞬间，被“捅”了一刀的警察显露出痛苦的神情倒在地上，就这样嫌疑人犯了杀人罪，而被害者也断了气。令人紧张万分的戏演完了，观众们的兴奋慢慢平息下来。主人公那丢了魂似的表情和无力的身影，与大白天在马路上抢劫杀人的戏剧本身，似乎有点不合协的味道。
留下来的全是警察与法律的事情。马路中间横躺着被锋利的凶器夺去生命的年青男子的尸体。经过长时间的搜查之后，警察们终于确认了几个嫌疑者的身份，拿着他们藏着的或推论为是他们的凶器，开始了与尸体上伤口形状和深度相对照的作业，其结果是再次回到演戏的场面。
用已经存在的伤口与刀相互对照！想到这一事实的那一瞬间，甘泰圭不寒而粟。他的脑
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把锋利的刀像插进刀鞘一样插入流着血、敞开着的伤口中的情景。
这并非是在重现杀人事件，这本身已经是另一次杀人行为。就那样刀始终陷在伤口之中，而刀就等于是伤口和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