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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但是，作为男人的我，说句心里话，无法摆脱自己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在惨不忍睹地萎缩那种感觉。我艰辛地抑制着想扯掉仿佛粘在我的下身处、且不断缩紧的一块衣角的冲动，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那时，我想到了我的写作在现实中所占据的空间。如果说我为了我的写作而不得不经历这种过于辛辣的现实，使我感到非常艰难的话，那么，现在缩成一小团的我的生殖器，是否可以说象征着我的写作在现实中所占据的空间呢。万一真的如此，那么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在赤裸裸地显示出，我的写作行为在具体面对现实的时候，就象我的生殖器一样萎缩呢？不过并不一定去那么想。我曾经说过，这次也是因为阴茎与睾丸之间的距离太近的缘故，而且写作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像阴茎与睾丸之间的距离一样很近。它俩无法分开；但是，当二者之间的距离过近的时候，也会互相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让彼此受到伤害和承受压力。
就说到这里。因为到现在为止，首先是为了我，还为了读者，我已充分展现了也许只有在喝醉的状态下才能讲出来的故事。
我现在再次思考我的写作是深刻的，还是非深刻的问题，并因此而环顾四周。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期间我重复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说，我在构思一些能写成小说的东西时，可以深刻到切实而迫切的地步。然而，当我真坐下来写的时候，那种心情却变得象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在我的手中无力地垂下来。有时候读不久前以深刻的心情写下来的文字，却感到那个创意本身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每当这个时候，我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失望，还有被自己欺骗了的感觉。连我自己都从内心里不认可是深刻的东西，我却像蒙在鼓里，任由自己沉浸在那是非常深刻的错觉里。我曾一再从那种迷茫中苏醒过来，现在我对所有事物，特别是在我心中成形的东西，几乎是自动地保持着本质上的怀疑。我常常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主观艺术家抛出怀疑的眼神，其结果是使自己的心频频倾向于历史性或社会现实主义那一边。
而且，每当那个时候，我就想在我至今所写的全部小说后面都加上诸如“可是”、“但是”、“不过”、“尽管如此”等各种各样的“逆接副词”，或干脆让它们连接在一起，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或干脆重新开始。但是，一再地陷入这种思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执迷于要正确改进自己的众口难辩、杂乱无章的思绪，以及荒唐的欲望与论理中。说不定那一瞬间，我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人们常用轻蔑的口吻提到的所谓的“造书者”（Bookmaker）。然而，岂有此理的是，如果说无论是谁，其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各自的职业岗位上诚
实地工作的话，那么，“造书者”的存在对我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职业吗？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而且也绝不会脱离与前面的连贯关系。
如此看来，对我而言，某种东西与另一个东西之间的关联本身是极其重要的。对我而言，一个片断，其自身存在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它在上下文中怎样迂回曲折地发挥作用，或下面将会与什么样的部分产生关联等等，这些问题相对全文的意义与价值，才是本质性的问题。
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出——对大部分作者来说，不是想不到，而是没有力量说出——让人产生这种感慨的愿望了，譬如“我一直在写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这样的想法或能写出这样一句话吗？”对我来讲，这个愿望就是：想获得大字号的“逆接副词”。换句话说，现在我盼望能通过诸如“可是”这样的词，来否定我所写的一整本书的话语。这种“可是”的否定，可以使我从前面所做事情的负荷中获得自由，让我甩掉那个负荷，或是让我轻松地背着它，向着自己愿意的方向前进。我曾说过，对我而言“为何继续写小说”这个质问非常重要，就此而言，没有必要突然说，它的底部也铺着那种“逆接副词”。相比较而言，以“还有”所连接的故事是死气沉沉的故事。因此，只要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自己能找到可以用来否定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文化的那种话语，并暗自发誓，要努力确保制造那种可能性的脉络。不仅是我内心的所有东西，还有形成我们所有文化的东西，都是为了被否定而坚守着自己岗位的，而且也理应如此。说不定，我是为了现在我所说的话，或为了达到这种境界而写了这部小说。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前后逆转的关系尽管是为了更新后半部分的某种特征而被赋予的，但同时也可以为其前半部分提供逆说性的丰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我作品中的错别字怀有巨大的恐惧——无论是被收入选本中的，还是单独出版的。望着那些错误的铅字，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和意识：那是自己在粗心大意之余暴露出了虚弱的字迹。说不定我会因为那个字被人发现我思绪的一隅，甚至是应该继续往前走的思绪本身。这是由外部的原因、错误的结果所造成的恐惧感。但是，自从赋予“逆接”的能动关系以特殊的意义之后，我就从那种恐惧与被害意识中解脱出来了。例如，“话头”被转换成“花头”时，“话头”要通过“花头”的多少折腾之后才能回到“话头”；或者一旦起身，便踏上了不归之路。由此我摆脱了焦虑或急于下定论的惯性。于是我想，或许将来我也能通过写作收敛自己干涉别人命运的冒昧行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的改变上。另一方面，我认为关于体制的批判是能看到和听到他，就像弦乐器的弦一样，那转接关系只有在拥有纤细的声响时才是可能的。当然，它不限于弦乐器的弦而已，有时候甚至可以有像鲸鱼筋一样的牛劲。
既然故事再次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那就顺势说下去吧。前面我曾提到过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时所承受的内外几重压迫的艰难的时代状况。正因为裸露在那种物理性和精神性的压迫下写作，所以，在写作的瞬间留下来的只有关于写作的被害意识及情节而已。当然，那种状况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体上都没有丝毫的改变，然而，现在我却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接受那种被害意识及情节了。现在我不再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因为在这种逆境中从事写作而感到痛苦，或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属于“不幸的一代”，等等。当然，在这么想的过程中，或许也有一些人直接跳进了时代的激烈战场中。我首先认为，是因为托自己处在受压迫的状况之福，才能尽早脱离封闭在文学自身的回路中转圈的误区，获得了一种大社会化的认识。我面对社会问题是在有这种想法之后的事情。对我来说，我的这种处境反而有某种警醒作用，进一步可以使我获得文学与社会间的某种理念性的反省。不过，把完全私人而封闭性的状况作品化，也可以是实现文学本身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并非是要否认这一点，而只是想说，我的兴趣已不再是那个方向。然而，现在我所持的，是不是以文学之名划分派别，把世上的所有东西都看得过于简单的过分机能性的观点呢？不过，针对现在的状况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确实是阴险地隐藏着机能结构性的体制。
总之，在经过了那种反省之后，我想要在自我的世界观中实践文学。我的志向之一，是把写作行为本身以具体的或抽象的，有时是默认的方式纳入现实的状态中予以阐明，并围绕着那种写作展开批评与解析层次上的东西。在那样的作业中，举个例子，作者是以干净的面孔写作还是以乱蓬蓬的面孔写作，都足以成为一个问题。简单一句话，我只是想阐明一下那个部分的社会化脉络，抑或与此相反，社会性浸透到里面的过程。当我不由自主地认真钻研这些问题时，我的小说会与政治、经济、道德等，与所有这一切形成多角度的对应。但是，不顾多少有些夸张的言辞，我能充分地预料到，我的这种文学方式将会被少数读者事先准备好的天线和亮着的几个触角所捕捉，同时也担心还没有把这一点写进去。一句话，所谓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等，也都是些无常的东西。但是，把这些装入某种框架中的我的写作却找不到着陆点，只能在空中空转，这样转着转着，设若在某一个瞬间倒下去的话，这部小说岂不是更加无常，更没有意义吗？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厚颜无耻地希望我的小说一定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对我而言，就算是无法克服那种无常与无意义，但至少能分明而具体地确认可以跟它们展开激烈斗争的战场。我最担心的就是连那个战场都没给我准备的状况。
不过，让我在顾虑重重中仍不停地写作的更切近的原因，却是前面说到的那个转接，或逆说的理念。是的，现在我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东西。我为什么那么执迷于写作，似乎也是到了现在才茫然地意识到了其理由。硬币的两面、现实与幻想、男性与女性都是逆接的；还有我小说中的现实，脑袋和腿脚倒过来连在一起成为逆接，而现实又再次以那种方式靠近我。那种状况本身有些不正常，所以极端本能化；而关于那个场面的具体的想象，又在本能地刺激我。现在我被倒提着，所以感到了排泄的快感。现实与我各自把脑袋扎进彼此的
排泄口里，而在那不时来临的高潮瞬间里，我呻吟着咏出所有逆接的副词。每个逆接文章副词都被倒提在空中，即刻被其他逆接的副词所否ā？/p》
“可是”现在我要控制我的兴奋。如果继续这么奔驰的话，那并非出自我的本意，说不定即刻就会与莫名其妙的什么事物逆接到一起。在这样的过程中，万一我的遗传因子与其他某个事物的遗传因子混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