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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我并不想开恶意的玩笑，但是，那种玩笑也并不是开不了的。比如，下面的这些话就能成为一个恼人的玩笑。这种矛盾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不均衡。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跟直接的生产者相比，是那些相当于中间商的所谓第二、第三生产者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不仅如此，作为后生他们在道德上也比前者占有更优越的位置，甚至想把前者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开玩笑地说，这种处境多多少少也能搬过来用于文化的制度化。比如说，如果诗人或小说家是直接生产者的话，那么评论家就相当于二次生产者，仔细分析一下，在
这里后者比前者在某些方面说话的声音更大，而且更有重量和权威性。
不过，重申一遍，这些话不过是个玩笑式的、幼稚的比喻而已。我只希望包括评论家在内的读者，在这紧要关头里能会心地笑一下。我完全没有借此讽刺评论家的意思。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我的读者们没有遗憾。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而言，在任何情况下评论家都不是讽刺的对象。我只把他们当作我的写作过程中需要正面相待的对象。再说，我不相信从一个比喻可以一次性地获得真实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是一个小说家。有时我甚至感到写作只是单纯的再生产，但是，或许只有这样继续写下去，我才能勉强地找到意义。也是顺着这条思路，最近我不顾对自己写作的无法摆脱的怀疑，反而写得更多。正这么说着，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狂想症患者。难道可以把最近讲了很多关于自己和周边故事的我，跟一个狂想症患者联系起来吗？但是，这次是比喻本身就显得过激和生硬，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
变换一下说法，可能会更明确一点。我觉得自己最近成了一个通过把生活变换成故事来谋生的怪物，一个把刚刚还在贪婪吞食的东西到处乱吐的怪物，一个吃又吃不了，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来的无比可怜的怪物。
再回到之前的那句玩笑，我为什么特意说这是玩笑呢？说实在的，我仅仅是想通过瞬间写下的那句话，让我和读者可以会心一笑而已。刚才所说的话应该是最正直的，动机也非常单纯，然而其结果或是传播的效果却并非必定单纯。既然如此，那就再多说几件事吧。
我自认为对所有的权威都有近乎被害意识那样敏感的排斥反应。当然，所有的制度里都会或明或暗地渗透着权威性的气氛，还散发着那种气味。因此，往往在别人还没有感觉到那种气味和危机，或是声称某件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跟权威不权威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敏感地做出了反应。每当这时，我就不得不用我的方式来应对那些刺激我的东西。一方面令我饶有兴趣，但另一方面又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只要你不放弃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活的权利，你就必须明白，这个社会的权威压迫着每个人；而为了不被大的权威压迫，就必须不断地向琐碎的权威屈服。这里又一次暴露了我的异说：如果想要获得大的自由，就得放弃无数小的自由。对抗小权威、守护小自由会带来极大的反作用和不便感，假如连这些也要去抵抗的话，人是会粉身碎骨的。社会不能容忍具有那种倾向的人，所以要经常让他说对不起、抱歉等等。
刚才我感到了想骂一句“卑鄙”的冲动。但事实上这样说并不卑鄙，它只不过需要有一个明了的认识对象而已。我想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从内心里感到忧虑，甚至要骂一声“该死”，因为我，或是我的小说未免太随便了。我是对这部小说持怀疑态度的，我想让他们确信抓住了自己的正确判断并为此而高兴，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随便写有什么不可以呢？就算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有那种想法的人也无所谓，我也没必要感到侥幸。我之所以涉及随便的话题，是因为我发现在这部小说成形的过程中，其内部也慢慢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威的骨架。是我正在写的小说，以某种制度性的、权威性的体制在压迫我。这才是真正该死的东西。
我曾经翻译过兰波写给贝蕾兰妮的信，有兰波大骂自己的句子。这个短句直译出来，就是：像我这样的家伙只配吃狗屎！这句带感叹号的骂人话，在信中被重复使用了二十次左右。我看着那个句子，为不知该怎么翻译而苦恼了许久。试了好多次，但每次都不满意。最终我译成——虽然还是不太满意——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从那以后，那句骂人话常常会突然就在我的耳边回荡，而直到现在我似乎才明白那句骂人话的真正含义，那就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否定权威！拥有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实现自身的勇气，却也在自身内部发现了正在悄悄成形的固定体制，这是不是他陷入不可言喻的自我厌恶之中的原因呢？我差一点在兰波的名字前，加上一个“反抗”的修饰语。实际上有很多人都这么做；但是我又认为，把那种表现强加于兰波，才是他最厌恶的事情。假如我这么做了而他还活着，他也许会这么说我：像你这样的家伙，只配吃狗屎！
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当我的想象力和感性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时，突然在那些触角上浮现出了一些不愿意再想的事情。希望用棍子猛击，然后任其沉入忘川里的记忆，会突然被缠绕在一起浮现出来。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有在近处听到用指甲或刀尖刮玻璃窗时所发出声音的痛苦感觉。那个玻璃窗相当于我的心脏，刀尖相当于我自己的指甲，所以我不仅会全身起鸡皮疙瘩，而且还打寒颤。写小说时，我往往会处在比平时更能把自己客观化的心态中，在那种心态下把过去的不愉快的事情完整地接受下来，更能让我受到伤害。所以，为了减少那种痛苦，我写作时总是尽可能不去唤起整个世界或人生，而仅仅执著于我要写的小说内容本身。我既不会让这个世界上的故事在心里迂回激荡，也不会装做不知道，只用一些奇怪的故事来装模作样。总之，我是一个相当单刀直入的人。
确实，我一再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单刀直入的人。我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换个角度看，那又意味着我是一个急躁甚至鲁莽的人，也就是说，我在通过小说看这个世界的问题上缺少自信。我正在写的这部《赤身与肉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抓住一个在我眼前晃荡的真实就马上飞奔的产物。就常识而言，特别是小说家，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单刀直入的人。可是，作为小说家我显然是一个例外。有人似乎认为，我的这种倾向起于我过于贪心，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不是因为我贪心，而是因为我时不时地为这样写小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
有意义而感到不安。
怀着这样的不安感，我又没头没脑地写开了。在写小说时，我会无意识地把写作行为与其他几种状况作对比，或者联系起来思考，其中之一就是跳舞。以慢慢，快快等语言来表现的交际舞的速度和节奏感，跟在写小说的瞬间所感觉到的节奏和速度感，很多地方意外地互相接近。在那种速度感里，被描写对象的性格显示为占统治地位。我有时候是以快而敏捷的动作，有时是以慢而优雅的动作，跟着对方的节奏，把对方旋转起来或者是我自己也旋转。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一再感受到我与对象之间茫然的本能性的协调。我之所以能与小说中的对象融为一体就是因为那种节奏感。在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只是跳交际舞，我也会在跳跃着的描写与描写之间，气喘吁吁地跳迪斯科；而当我觉得小说在构造上必须破格时，又会毫不犹豫地跳起霹雳舞。我甚至不会拒绝投身到代表权威性的行为艺术的某个场面。
与写小说有关联的另外一种状况是驾驶。当然，牵强附会一点，我们的生活可以跟写小说的状况以任何方式重叠在一起。在我来看，对那些互相关联的形象逐一做出诊断并非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只要可能，我会鼓足勇气继续做下去。在我们的日常或非日常性的所有人生形态中，检讨某种机制、某些在构造上相似的部分，就算是一个单纯的反复，但回头看去，每次也都崭新的，都会给我的小说带来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写作中经常会有正在驾驶的感觉。换档提速与刚刚说过的跳舞的状况约略相似。不过，无法忽视随着行驶里程数的增加，自己也会有轻飘飘的感觉。不仅如此，换车道或左右转弯时需先开转向灯、驾驶时要随时注意左右前后，有时需要防护驾驶等等，都与写作中可能碰到的，或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要意识到的状况有关。我在写作时特别留意开转向灯这一环节。转向灯的闪烁跟小说里的伏笔互相关联。特别是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很重视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从不节制副词的使用。对我来说，那些副词起着跟转向灯一样的作用。除了为了吓唬跟在后面的人而故意突然转弯外，我只有在开转向灯的情况下才左转或右转。
虽然联系其他状况能更明了地突显写作自身的属性，但是写作跟跳舞或者驾驶当然不一样。一再重复类似的比喻，就有把写作行为抽象化的危险。所以，我想暂时讲一些因为太普遍而觉得没必要谈论的事情。比如，当写作中遇到思维停滞不前的情况，我会在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的同时做其他的种种事情。我要么唱歌、吹口哨和剪指甲，要么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有时还会离开椅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还会偷看别人做事，甚至说几句无聊话。我这么说的同时也在想象，读者们一边读，一边可能采取的姿势和行动，还有其周边的状况等等，据此我可以确保我和读者之间具体的、现实性的联系，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一下被关在写作这一封闭空间里的孤独感。此时我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