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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惊险紧张之可言。
马扩本人七年的从军史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他没有经历过像他们那么夸张、歪曲地描述的那种心理历程。当然，在他初上战场时也难免有些紧张，但随着反复的实践，他很容易就把它克服了。以后他越来越变得沉着，越来越不把战争当作一件越出他的生活轨道以外的非常事件。其实，他们在前线的日子里，也不是每天交锋，时刻搏战的。有时，倒觉得太清闲了，就冒着被敌方发觉的危险，潜入到属于敌方警戒区域的深山草原上去狩猎一番。你打到一头狍子，我射倒一匹黄羊，大家兴高采烈地把猎获物扛回来，晚上一顿丰富的酒菜就有了着落。他们在痛饮快啖以后，就在一堆篝火上添几段枯木，海阔天空地谈论朝政、战局以及从祖父时代就留传下来的关于乡土地方的回忆。但是，最让他们感到兴趣的还是谈到某一个从东京来的参议官在军队里闹的笑话。尽管这件笑话已经过了许多年，他们每次谈到它的时候，还会哄发出那么高兴的笑声。从现役军人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嘲笑一个在军队里擅权弄威的文官更加有趣的了。擅权弄威是朝廷赋予文官们的特权，嘲笑文官们都是军人赋予自己的特权。军队的本身是一种排外性很强的机构，他们对于外来人员基本上是不合作和抗拒的。
他们对文官的嘲笑有时的确是过火和不公平的。譬如在熙河军区当过参议官的刘鞈把两个儿子刘子羽、刘子翚都带到部队里来阅历阅历。事后证明他们表现得不错，不仅能够适应部队生活，有时还能作出一些贡献。马扩和他们之间也建立起友谊。但在马扩的传统心理中，对他们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对文员的轻蔑感，这种成见在许多军人身上几乎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他们要打仗，战争最激烈时，甚至一昼夜要作战三、四次，五、六次，有时要连续几天，十几天不休息地行军作战。这在他们是早已适应了的。他们听到凄厉的号角声和急促的战鼓声催促他们进入战场的时候，好像听到钟鸣进入饭堂拿起筷子来吃饭一样地稀松平常。
在那种真正和敌人交手的白刃战中，敌人冷森森的刀锋，不断地在他们耳根发出清脆的响声，带着血污的闪光在他们眼睛前闪耀。一支从哪里飞来的冷箭仿佛长着眼睛。嘴巴和翅膀，急速地劈开长空，愉快地呼啸着、飞奔着，然后一下子就钻进他们的铠甲的罅缝里。他们是多么冷静地对待这逼近到只有分寸之间的死亡啊！他们毫不在意地拔出箭矢，轻蔑地看一看刻在箭箬上敌将的姓名，随手就把它掷在地上，好像掷去一根烂稻草一样，他们的心也没多跳一下。
有时战局不利，陷入敌方的重围，他们依靠勇气、胆量和战斗经验，寻找敌方比较薄弱的环节突围而出。自然，突围并不是常常成功的，如果失败了，他们就得接受死亡。死亡是战争的自然结果之一，只要他们奋战过了，索取得代价，死亡也就无遗憾之可言。他们决不会在决战前夕，写下什么遗书，跟父母妻儿诀别。这种写在文字上显得悲壮的诀别书是别人干的，真正的军人们不干这个，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
这就是包括马扩在内的一批真正的军人的战争生活和战争心理的写照。他们和东京的耗子们有多大的距离！
只有对战争有同样的理解、同样的适应程度，战场上的利害关系又是如此密切地吻合一致的人，才会产生兄弟般的战友的感情。他们爱憎分明，憎厌那些经不起战场考验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但如果是战友，属于自己人的范围以内，那就不用多说一句话，彼此都可以为对方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权不是属于私有而是属于集体共有的。
马扩和刘锜都隶属于那个无形的集体，在战斗中缔结起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马扩比较容易就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而刘锜走的道路要困难得多。
刘锜的父亲，当时西北边防军的统帅刘仲武遵循着这支军队的传统，把他的三个儿子刘锡、刘锐、刘锜分别遣送到前线几个军区去当〃见习军官〃。这样做既锻炼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又取得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循序渐进的资格。这是不屑依附权贵，不愿在宦途上走终南捷径的军官子弟们能够走的最坦直的道路。
刘仲武把刘锡派到泾原军区、把刘锐派到环庆军区，这两个军区当时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和平多于战争，受到父亲偏爱的刘锜却被送到熙河军区，编制在兵马都监马政部下当一名偏裨。这个军区当时战争最激烈，刘仲武显然是愿意让他在这里受到更多的锻炼和教育。
虽然是大帅的儿子，刘锜在熙河军中，仍然是一个客人。他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他或者作客到底，让长官、同僚和士兵们在较远的距离中对他维持表面上的礼貌，把他放到比较安全的后方，客客气气地把他留到他应该调离这个军区的年限，出去当一名较高级的军官；或者是争取主动，争取获得他们真正的友谊和信任，争取作为一个部队里的主人。
刘锜选择了后者。而且在他服役的五年中，努力实现了这个愿望。他没有使别人常常想到他是大帅的一个儿子，也没有使自己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按照他的身份，要做到以上两点是不很容易的，他必须跟士兵及低级军官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和他们平等相处，他们升擢机会甚至比一般的偏裨还要少，这样才可能接受战争的严峻的考验。
他经受了、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考验。
他和马扩编在一个支队里，二人经常一起出去执行任务。开始的阶段，两个相互竞赛谁比谁更勇敢些，后来这种竞赛变成为更加要照顾对方、宁可让自己去冒险，带有非常友谊的性质了。这种友谊常常产生于一生中最富于浪漫气息的青少年时期中。在他们缔结友谊的过程中，彼此尝试着要以自己的特点来影响对方。马扩从小就在军队中长大，对敌我情况，对作战的技能技巧，懂得更多些，具有更加充分的军人气质。刘锜却因为在童年时，父亲已成为当代名将，和朝廷的显要以及文人学士的接触机会较多，他自己也接受了这种熏陶，从而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而对于政治、文学等方面也发生了兴趣。他的天地要比马扩的天地广阔、复杂得多。此外，他的年龄比马扩大几岁，这使他在二人间的关系上取得领先的兄长的地位。
他们彼此以对方的特长来补充自己的欠缺，他们就在这实际战斗的五年中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受到的严格、完全的教育。
在刘锜服役的最后一年中，北宋政府与青唐羌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出人意外的急遽的变化。
原来宋、羌双方已经作战几十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负。近几年，战争更加激烈了，几乎每年中都有一两次几万人参加的大会战。北宋军取得微弱的优势，在某些地区中取得稍微的进展，但是距离战争的结束还是十分遥远。谁也不敢预言战争将在什么时候、将以怎样的结果结束。
那年的春季和夏季都在激战中度过。
七月底的一个傍晚，由一名青唐羌的骑士带领一名掌旗官、一名带有一面战鼓、一管羌笛的吹鼓手所组成的小小代表团，没有经过任何事前的联系，忽然跑到前线来要求接见。他们被送到统帅部，受到刘仲武的接见和招待。骑士的神情不仅是泰然自若，还是十分骄傲的。他带着丝毫不容受到委曲的神气清楚地传达了他们的领袖臧征扑哥要他传这的话，如果北宋政府愿意罢兵休战，臧征扑哥不会反对，双方为此正式举行一次和平谈判。为了保证北宋军队不致在谈判期间突然变卦，臧征扑哥要求刘仲武把一名儿子送到他那里去当人质。不解决这个先决问题，就谈不上正式的谈判。
青唐羌的使者来得太突然，统帅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臧征扑哥的提议有无诚意，或者其中包涵着什么阴谋诡计，一时都无法判断。刘仲武借口这是一个应由交战的军区来决定的局部问题，把代表团送回到熙河前线，要求军区的将领们就地研究一个对策，并授权刘锜自己决定愿不愿意去当一名人质。
前线的将领们和使者盘桓了六、七天，每天举行宴会、围猎来款待他们，企图从他们的神情、行止或者偶然泄露出来的破绽中探索对方的真意。将领们得到共同的印象是：青唐羌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发生什么性质的纠纷，急于要解决，要求停战是有相当诚意的。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和统治力量并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因此不可能在谈判中轻易达成协议。谈判的过程也许是曲折艰苦的，反复性很大，谁也不能保证人质的人身安全。刘锜愿不愿意去当人质，还得由他自己决定。
刘锜是能够深思的人，完全明白此行的危险性，他不怕在战争中英勇地战死，而怕去当了俘虏以后可能受到无穷无尽的折磨，因而丧失英名。但是他体会到父亲把敌方的使者送来，要他自定去留的深意。刘仲武没有以统帅和父亲的双重命令强迫刘锜去千什么，却希望他从军人的荣誉感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刘锜明白，如果他拒绝去当人质，那么青唐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北宋军统帅和他的儿子都是懦夫，是贪生怕死之辈，这样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为他自己、为他父亲、也为了全军的荣誉，他毅然决定到积石山谿哥城去做臧征扑哥的人质。他的好朋友、亲密的战友马扩也自告奋勇，愿意充当他的伴当，陪他一起到谿哥城去。他们谈笑风生，行若无事地随同暗暗吃惊的来使，深入龙潭虎穴，去当志愿俘虏。
他们的勇敢行为迅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臧征扑哥没有料到刘锜会答应得这样爽快。他把刘锜、马扩待为上宾，还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熙河军区北宋部队中当作对等的人质。不出一个月，谈判就在双方接界的一座古堡中举行。
北宋朝廷十分重视这次谈判，特派在西军中当高级参议官的刘鞈为计议使，主持谈判。刘鞈的儿子刘子羽随同父亲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