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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长。兰德尔改变了美国的法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教授们不再致力于阐释法学理论，而开始研究案例，现代大学生和律师就是通过研究案例来“发现”法律的。
埃氏创办了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和医学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效德国的学术研究标准，成为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家园。最有名望的哲学家如：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乔赛亚·罗伊斯、乔治·赫伯特·帕尔默、乔治·桑塔亚那等在这里风流云集。长期以来，哈佛培养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其中有爱默生、梭罗、亨利·亚当斯、华莱士·史蒂文森、埃德温·阿灵顿·鲁宾逊、格特鲁德·斯坦、罗伯特·弗罗斯特、尤金·奥尼尔……等杰出人物。哈佛为什么能够产生群星灿烂的杰出人物呢？这与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关。
埃利奥特校长采取了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废除为大学本科生规定课程的老章法，采取了选课制。哈佛250周年校庆时，校方开始允许学生不上课，有人听说以后立即扬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岛旅行。被废除的还有早先强制参加的礼拜仪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规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制度推上了自由发展的时代，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
与之相配套，为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养的毕业生，以应付日益复杂、日趋专门化、令人困惑而又难以对付的现代世界，20世纪的哈佛制定过一个又一个培养大学本科生的计划。用哈佛校长们的话来说，制定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通才”。“通才”这个概念是教育家洛厄尔提出来的。科南特进一步指出，要为学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则分别强调“文科教育”和“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四个领域。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还强调学科的广谱性，它拥有2个本科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长博克所说：“大学的学术结构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是大学理想的现实表达，是在这种特定的源流环境中，人们对大学目标、功能、使命赖以实现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解、实践的结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没有“核心课程”，而且越来越轻视“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学生中，许多人对人文方面的知识毫无了解。据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学生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没有读过《史记》等任何一本中国历史书，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说不出拉斐尔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来……这样的人才，难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吗？北大学科之间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
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说：“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于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自己的传统吗？”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学”。它的校园有2306亩，学生近2万人，专职教师3500人，每年经费达10亿美元以上。哈佛的图书馆是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1100万册，仅图书馆的开支，每年就达2亿美元以上。它有一套严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选拔校长更是如同选择总统一样严格，既照章办事，又富于竞争性。大学校长与总统是同一个词汇：President。
而北大的经费与哈佛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一粟。由于北大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长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维持会会长”。只要在任期间不出事，就算万事大吉了。而对于学校的建设、发展、革新和提升，就没有精力来考虑了。所以，北大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在学术方面鲜有建树。即使在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也没有什么让学生感到受益的动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宽容的大学。它容忍着最尖刻的批评，并且对这些批评给予鼓励。谁批评了哈佛，谁就会被哈佛请进学校、请上讲台。管理学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为激烈地批评哈佛企业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为教授的。而北大的气度则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对北大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评，没有想到却引起北大的激烈反应。只有衰弱的病人才会讳疾忌医。北大通过种种手段向《中国青年》杂志施加压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卫者蜕变为压抑不同声音的力量。以前是别的力量不让北大说话，现在居然是北大不让别人说话。写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师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击，有人甚至扬言，要将作者驱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年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中，林纾就曾经企图不让北大人说话，企图通过军阀的力量对北大进行镇压，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点颜色看看。林纾的这一险恶用心被蔡元培校长一眼洞穿，蔡校长为捍卫北大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拿起笔来奋战，给予其以迎头痛击。蔡元培先生会想到他所创办的大学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发表启事：“由于编辑把关不严，造成文章的内容和结论有失偏颇，给北大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谨向北京大学领导、向无辜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向本刊的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们工作失误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北大广大师生的利益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伤害，受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师生看了这篇文章，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为大家说话。北大由被压制者向压制者转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绝批评的学校，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学校，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他走进会议厅时，北大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北大学生向来桀傲不逊，很少这样热情地对待客人。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对待陆登庭，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陆登庭”——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学者，而是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是在向一种教育、一种文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陆登庭在表达作了题为《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他回顾了哈佛的历史，并指出大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哈佛所面临的，更是北大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要重视对“人文”学问的传授。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更高层次，应该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参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还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如向周围社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我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
陆登庭批评了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他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的成果来自日积月累，来自研究机构的设置，来自大型图书馆的修建，来自于学术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20世纪“无用”的知识的用处。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所谓“有用发明”追求的结果。正如遗传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一样，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追溯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