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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北大三角地是一个敏感地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栏》中这样写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一个著名的地点。这里有长形的布告栏——它既是一般贴校内活动通知和启事的学生媒体，也是北大学生搞学生运动时，张贴运动口号或发泄情绪的大字报的宣传站。”
“今天，三角地的布告栏非同往日，没有出售自行车启事或五颜六色的学生会通告，以及托福考试资料。一张覆盖了整个布告栏的布条垂挂下来：‘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北大师生永远怀念您！’”
这位留学生意识到此时的三角地具有历史意义，便拿出相机，想把整个布告栏拍摄下来。“谁知连镜头还没有瞄准，就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卫，走上前来阻止我。一个较为肥胖高大的，以盘问嫌疑犯的语气，向我索要证件，还连珠炮似地向我发射摸清底细的问题：‘哪儿来的？’、‘住哪儿的？’、‘来这儿干什么的？’、‘哪个系的？’问得我结结巴巴，不能言语。另一个保安手里拿出纸笔来，要开始动笔记录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脑子空白。难道他们要把我监禁，送去劳改营？可是他们的语气又像在暗示，只要证明我是外国人，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就不会找我的麻烦。可是我的学生证刚好没有带在身上。”
“我对那位保安说：‘我把相机放在您这儿，我回宿舍拿学生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个肥胖的保安答应了。”
“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弹出来了。黑名单？劳改？终身监禁？我又猛然发觉，我刚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过是拿出相机来拍照啊，为什么自己会吓成这样呢？我的顾虑也许是杞人忧天。”
取来学生证，保安又是一番教导。“保安仔细看了半天，把证件和相机归还给我，说：‘没事了。不过你不知道，这里不让拍照……’‘原来这里不让拍照啊，这我不知道。’‘对，就是不让照！我跟你说，在这里照相可是有规定的。’‘是吗？我刚刚到北大，还不知道。我以为挺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是有纪念意义。但我们得到命令，就是不让照。’”
这位留学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三角地，简直成了一个保密地点。在哈佛大学里，绝对没有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秘密机构。大学是读书的地方，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在北大里面，连这个概念都很模糊。最热爱自由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这位留学生在北大里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说里所描绘的荒谬的世界。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学，最终被政治所扭曲变形。北大没有能够为中国增添足够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来，如同笼中之鸟。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奥特任校长的时代。埃氏赋予了哈佛以灵魂。他任命斯托夫·哥伦布·兰德尔任小小的、死气沉沉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改变了美国的法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教授们不再致力于阐释法学理论，而开始研究案例，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