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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看来，网络是一个黑暗的“狼区”。这里什么都是虚拟的，只有汹涌的邪恶不是虚拟的。邪恶是如此地真实，当我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了、倾听到了恶狼们那阴险的喘息声。
回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并不因为你回避了，这些铺天盖地的邪恶就不存在了。我认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须从当下开始努力，致力于把“狼区”改变成“人区”，。让我们像基尔施说的那样开始吧：“我们想要把狼区创造成如兄弟般友好，我们的目光点燃了对某些事物的信仰。”
真理、非暴力与我们当下的生活
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古巴、利比亚、北韩、伊拉克等美国的宿敌先后发电表示对死难者沉痛哀悼。而我们的某些“正义之士”却一相情愿地欢欣鼓舞——因为这次恐怖事件为这些“深受美国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讨回了正义”。两相对照，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背离了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这里，我采用甘地的定义——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出“甘地在中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在甘地看来，真理就是非暴力。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是我们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
他又说：“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还是强大的？
甘地说：“非暴力像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肌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从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那么，非暴力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甘地说：“东西方的暴力往往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造成的，其实，非暴力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把对手变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一人运用的原则便可用于万物。人类从本质上是相似的，于己可行则人人可行。”
他又说：“真理力量不像暴力那样将对手排斥在问题的解决之外；相反，它重在改变对手，让他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之中并从中获益，从而使双方共同升华。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对手看作一个要攻克的敌人，而是一个携手探寻消除争端的至真办法的伙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试图消灭对手，而是要将对手争取到真理的一边，要他弃暗投明。”
“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那么他就彻头彻尾错了。非暴力如同博爱宽容一样必须从内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么？
甘地说：“不管怎样，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标。工具必须触手可及，所以非暴力是我们至高的责任。只要我们注意方法，我们终有一日会达到目标，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最终的胜利势必属于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我们都不会放弃对真理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寻求并用生命来捍卫的真理。这也正是中国人最需要的真理。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史。几千年来，暴力在中国上升为一种信仰、一种对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几乎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暴力更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美丽外衣，侵入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毛泽东是暴力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让我们怀着激情接受并实施暴力、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被他所催眠的“乌合之众”——直到今天，他的催眠术依然在对我们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地“暴力化”了。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就天才地发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实是“吃人”的历史和文化。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现实生活都可以被置换成“吃人”这两个字。既然都是“吃人者”，那么对大洋彼岸发生的恐怖事件表示一点幸灾乐祸又算得了什么呢？
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对中国太陌生了，与中国文化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当下的生活，重建我们对爱、对真、对善、对美、对人性本身的信心，我们必须吸取甘地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丁点“镭”。
我想，通过这一次的“国难”，如果有更多地朋友和同胞能够意识到改造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的重要性、能够对真理焕发出追求的热情、能够开始认识“非暴力”的价值，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不再是一次“历史的无用功”；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有可能是我们重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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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哈佛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上，致词说：“参议员阿卡卡说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国的哈佛，而我想说，所有没有去过哈佛的美国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国的北大。”这种说法，让骄傲的北大人腾云驾雾一般，继而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总统。
然而，北大真能够与哈佛相提并论吗？北大与哈佛之间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与哈佛有哪些差距？这些问题，是许多只会鼓掌的北大人不会思考的。
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北大无法与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时代北大的学生运动切实推动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外，在其他的时段里，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充当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则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她建立于1636年。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仅仅阅读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单，人们除了能够感受到350年的历史潮流是如何激荡人心，还能感受到哈佛影响校外世界的力度、实际分量和范围。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政府部门、法律界、医学界、企业界和文学界都感受到哈佛对他们具有莫大的魅力。说美国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里，是毫不过分的。而北大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中国。北大是中国的游离体。
多年以来，哈佛形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也是其他学校一直努力仿效的。这些比较深刻的特性也许可以追溯到创办这所学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则是一批老练的官员，一批缺乏理想的、热衷于权力的官员。创办京师大学堂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纯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态度。
哈佛的另一个影响则没有这样一目了然。这就是哈佛的社会势力，它由现实和想象中的各种派系、关系网和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组成。在里根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哈佛校友温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认自己对哈佛毕业生有一种亲切感。他还补充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盲目地偏袒这些人，但上过哈佛“肯定不会对他们有碍”。
哈佛的学位依然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声望，上过几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备各种有价值的资格，结识许多有用的人。这一点每每会使其他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很可能提供与哈佛一样优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叹奈何。
温伯格曾经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学院，然后上法学院。他热爱这所学校，热爱老师的严格治学的态度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他回忆说：“他们简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学时成了读书迷，现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一书中所描写的那位醉心于书籍的浪漫主义者在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走来走去，想看完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的情形。
温伯格还记得，当年他听到有人说“波士顿茶叶事件”不过是当地商人雇佣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时，觉得很惊诧。他说：“我进哈佛时基本上是个坚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