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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我站在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不幸的子孙一边。我站在那些被烹食、被遗弃天涯的女婴一边。”
《圣经》中三次提到这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出埃及记》34：26、《申命记》14：21）。在这句话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大慈悲、大同情、大怜悯。万能的上帝是那样深切地爱着这个他创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纵容类似于“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发生，当然更不能纵容人类吃掉自己后代的事情的发生。
那么，我们这个堕落到地狱最底层的民族，等待最后的审判的来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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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的国难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以理解回敬伤害
以忠诚解除怀疑
以希望根除绝望
以光明照亮黑暗
以欢乐融解哀愁
神圣的主啊，能否无需过多追求就能
让我不求被人安慰，而去安慰人
让我不求被人理解，而去理解人
让我不求被爱，而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才会得到
正是在谅解别人中我们得到谅解
正是在自身的消亡中我们得到永生
——圣·方济各《和平祈祷词》
在《丧钟为我们而鸣》一文中，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九·一一’恐怖事件不仅是美国的国难，而且更是中国的国难”。该文发布以后，我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和辱骂。面对这无边的邪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正如《犹太教法典》中所说：“世界的存在，只应感谢那些控制自己愤怒的人们”。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也将坚持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中国的国难，而且是中国自身邪恶的又一次严重的溃疡。
在中国，打着“爱国”的旗号明确支持恐怖主义、对别国平民遭受的灾难幸灾乐祸的民众数量之多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身处苦难而被苦难所异化的民族必然的反应，这是一个身处邪恶而被邪恶所吞没的民族唯一的发泄。经历了这次事件，中国的国际
形象再次一落千丈，中国的未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国难已经产生，溃疡已经产生，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们？还有没有疗救的希望？既然“爱离中国有多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那么，如何从头建构我们自己的充满爱的现实生活？
我们为什么幸灾乐祸？
恐怖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漠不关心和幸灾乐祸两种心态，有些人的这两种心态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密德拉施说：“落到一个人身上的痛苦，没有不被另一个人从中利用的。”打个比喻：这种心态宛如一个长期以来嫉妒富有邻居的穷人，他经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邻居却多管闲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邻居的老婆被坏人强奸了，于是，穷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看，这就是你的下场，看你以后还敢干涉我的家务事！看你以后还敢在我的面前摆阔气！”
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之后，我试图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成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专制”与“暴力”。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民主，我们也并非“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就像一堆蛆虫一样，挤占一个狭小的茅坑里。在粪便熏天的臭气中，我们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杀，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仰望苍天以及苍天上的神。蛆虫们以为这种存在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蛆虫们无法了解世界上还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我们错过了。最后，我们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更加肮脏、更加丑恶、更加血腥的茅坑，并在这个茅坑中更加残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茅坑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茅坑；同样的道理：不是做蛆虫的命运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愚昧而固执
地捍卫着蛆虫的“尊严”。
我们成了一群幸灾乐祸的蛆虫。因为自己生活得太悲惨了，当观察到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一个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之后，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全体起身鼓掌。他们确实“情不自禁”，他们兴奋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这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地观察别人的苦难。“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之一。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来那群流着唾液拥挤在观察街头乞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群争先恐后地在网络上发泄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幸福”这个词语的全部理解！尽管别人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喜出望外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幸福”，正如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说的：“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我们成了一群铁石心肠的蛆虫。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之后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克莱瓦赫在《训诫》中说：“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苦外，在当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准备的未来什么也不存在，除了它阴谋进行的某种报复行动外。简言之，把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恶行归之于一个基本点：铁石心肠是遗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人类的气息。”当我浏览完一个又一个的网站以后，我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是一群值得悲悯的蛆虫——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习惯了罪恶，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丧失了同情心。
叔本华说：“对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对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证。谁满怀这种同情，谁就肯定不会伤害人、损害人、使人痛苦，而是只要他能够，就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宽恕任何人、帮助任何人，并且他的行动会带有公正和博爱的印记。”然而，“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同胞的所作所为，却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仅仅因为表达对恐怖分子的谴责、仅仅因为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我与一些朋友就被戴上“汉奸”的帽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对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支持、对死难者表示幸灾乐祸，就是伟大的“爱国”行为？
关于“爱国”，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我们究竟是爱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我们究竟是爱一个寿命短暂的领袖、政党和政权，还是爱永恒的山水与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常识却没有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常识”。那些在网络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发表丑恶言论的“爱国者”们，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爱国”，你们为“六·四”惨案中被自己的政权杀害的公民们呐喊过吗？你们为江西芳林小学中因鞭炮爆炸而丧生的孩子们呐喊过吗？你们为广西南丹被活埋在矿井下的矿工们呐喊过吗？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农民，就因为替村民说了几句话，被贪官污吏枪杀了；在广州火车站，一位名叫苏萍的、抱着布娃娃充满憧憬地进城的农村女孩，被警察关进收容站，并遭到了流氓们的轮奸；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一群女工被怀疑偷窃，而被脱光衣接受服检查……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们，你们关心过他们的命运吗？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凄惨的同胞实施过一点点实际的帮助，甚至仅仅是表达一下口头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悯？如果没有，请收起你们的堂而皇之的“爱国”招牌来吧！说“爱国”这两个字，
你们还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分子们、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斥责最高领导人的谎言、斥责地方官员的残暴、斥责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因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招致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归，有的人承受了漫长的牢狱之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是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像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对法西斯的统治有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