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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科戈诺夫所说的那样：“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他的精神上的吝啬发展成极端的无情，乃至毫无怜悯之心，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命运被毁灭的代价。”
这就是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蒋经国属于半个“卡里斯玛”，另外还有一半人性的成分。蒋经国的长相不如父亲蒋介石威严庄重、气势凌人，却更为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他的人性部分地受到了威权主义体制的伤害，却还没有被消灭殆尽。而斯大林则是一个纯粹由“钢铁制造”的“卡里斯玛”。斯大林比列宁更缺乏生活轶事，他像一尊冰冷的塑像矗立在帝国的中央。他在缔造这个铁血帝国的同时，自己也沦为一个“非人”。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中概括了斯大林之流的极权统治者的总体特征：“统治者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倾向：他为了自己，不仅仅要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求所有人服从他，这是主要的历史悲剧……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紧紧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
我的观点是：看他们怎样做父亲，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领袖，就知道他们捍卫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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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还让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解体。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七十多年的镰刀和斧头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
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他们两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
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氏无疑最具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地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戈氏堪称是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丝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的这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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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惨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爆炸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戈氏本人也未能及时获得充分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氏在回忆录中坦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是最高领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顽固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和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为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了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作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几位功勋卓著的“两弹元勋”依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过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氏还是渐渐地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开始以他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也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这样处理的吗？戈氏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慷慨陈辞：“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根本的区别所在。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责任感。由此，他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而走进了人道主义者的队伍中。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都是从所未有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氏才开始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真正的开端。它对戈氏本人和苏联历史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此，阿·切尔尼亚耶夫有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