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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属看一看亲人遗体的要求，金矿的态度十分坚决：“见死者是不可能的！”死者家属始终处在矿方的严密控制之中。矿方还威胁说：“放聪明点，赶紧拿钱回家，否则你根本走不出繁峙这地界！”前去采访的新闻记者更是成了矿方的眼中钉，他们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
我不禁要追问：当地的党政部门究竟在干什么呢？他们对于矿难之后猖獗一时的恐怖气氛难道一无所知吗？为什么警察来了又走了？恰恰是在警察离开之后，矿方立即派人转移尸体，这不是太巧了吗？我隐约感到，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势力在操纵着一切。他们居然能够调兵遣将搬运尸体，瞒天过海让几十具尸体“人间蒸发”，俨然是一支计划周密、训练有素的黑手党部队。
矿难之后将近一个星期，在距事故发生地十公里左右的金山堡乡下浪涧村，六具被抛在一个废弃砖窑的窑洞里的尸体被发现，窑洞外面被尼龙袋堵住了洞口。在另一处弃尸点是同样距事故发生地十公里处的柏家庄乡的路边山沟，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六具尸体。当记者赶到位于繁峙县金山铺乡碱裕村附近的一个现场时，在一处不起眼的山涧下面，又看到了一具男性尸体，旁边还有掩盖尸体的编制袋。然而，还有更多的尸体依然没有找到。由于时间的关系，相信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这些连尸骨也找不到的死难者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矿井并不是他们固定的“单位”，他们也不享受任何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因此，他们的遭遇比起鸡西的“国企工人”来不知要悲惨多少倍。他们的劳动更加艰辛，他们的收入更加微薄。在同样残酷的事故之后，国企工人的尸体被安置在专门的地点供亲人认领，而农民的尸体则被残忍地抛弃在荒郊野外。报刊上终于开始讨论“农民的国民待遇”的问题了，然而，这些死难的农民再也听不到了。即使他们的家属听到了，这些说法之于他们，依然只是遥远的天方夜谭而已。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农民才会被当作“公民”对待；什么时候，农民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如果没有这起惊天大矿难，也许人们永远不会了解到，某些地方政权已经成为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丧心病狂的矿主之上，当地的有关执法和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织起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在这张网络里，官僚和奸商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左右着财富的分配，他们阻挠着真相的传播。而那些矿工的名字，仅仅是工资单上微不足道的号码。今天随意划掉一个，明天就会有新人来替补。在这里，讨论宪法和人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官员们在争先恐后地表态，但他们的表态对那些消逝的生命、腐烂的尸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高级官员赶去了，他们的表情沉痛而坚定。然而，我想追问的是：那个汇报虚假死难数字的地方官员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些纵容矿主转移尸体的警察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调查之后，有关方面会公布一个怎样的结果。我有过太多的期待，也有过太多的失望。
对于苦难，人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些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兄弟们的苦难，很难说你已经抵达了苦难的内核。加缪说过：“我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贫困的”；那么，我是在矿区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苦难的——这是我与那些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所谓“文化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如今，童年的那个矿区再也回不去了，矿工们都迁下山来。山间，还有当年父亲的几名同事的坟墓。幼小的我曾经在坟墓间奔跑，而母亲则在背后惊惶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母亲有些迷信，她担心我惊扰那些在坟墓中沉睡的人们。而我，只是专注于坟墓间茂盛的野花。
我们的家在半山腰上，是一排背靠山岩的平房。春天，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灿烂的油菜花抵消了我对矿井的恐惧。
而条件比我生活过的矿区还要简陋、危险和艰苦的矿区，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同样，生活状况比伍大叔还要困苦、窘迫和哀伤的矿工，在这个莺歌燕舞的国度里，还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无论生者还是死者。
让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因为我们都是血肉相连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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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丢弃的双胞胎
我很喜欢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不是我有“窥阴癖”，而是我认为从一个政治家怎样对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视出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人民。
在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中，最为玄妙的是他与两个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严的关系。
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州与年轻美丽的女秘书章若亚发生恋情。章若亚怀孕后被送到桂林，不久产下一对双胞胎。蒋经国要求双胞胎跟从母姓，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会被当着蒋家的成员来对待。章若亚是一个解放女性，不愿意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开始跟一名美国人学习英文。半年之后，章亚若突然因为腹部绞痛而暴死。章家怀疑有人下毒手，背后一定有主谋，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当年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与蒋氏有密切来往的漆高儒回忆说，他曾经听蒋的副手、特务主管黄中美说过，章若亚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了麻烦，黄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但这一决定究竟是黄的自作主张还是出于蒋经国的授意，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抗战胜利之后，章若亚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不久之后，蒋经国便立下誓言，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显然，他发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妻子蒋方良——作为“蒋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迁台之后，孝严、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长，蒋经国偶尔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医院里送。有意思的是，这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双胞胎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各自展翅高飞。孝严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蒋经国去世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孝慈则成为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过东吴大学校长。相反，在蒋经国身边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却全都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孝武一度还成为频频惹祸的酒鬼。大约他们承受不了身为“伟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就好像大树下通常只能长出小草、而难以出现第二棵大树一样），反倒没有孝严、孝慈经过平民生活的磨砺而产生的一飞冲天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严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过“总统”。显然，蒋经国有意回避与儿子见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果实”。作为父亲，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时候，是否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呢？
蒋经国处理自己与孝严、孝慈兄弟的关系，显然不是以父子亲情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为首。换言之，作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家，他必须保持自己近乎“完美”的政治形象，大到施政方略、小到家庭生活，都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就本性而言，蒋经国并非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传记中附录了他趴在地上给孩子当马骑的气氛温馨的照片）；然而，在面对孝严、孝慈兄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父亲而是“领袖”了。蒋经国一直拒绝承认孝严、孝慈兄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法国总统密特朗却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并携她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的不同举动，与其说是因为人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如说是缘于政治制度的分野——前者是威权主义政体下“子承父业”的领导人，后者则是民主制度下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忽然之间，我又想到，如果把蒋经国与斯大林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两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照，也透露出些许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来。
蒋经国一方面抛弃非婚生的双胞胎，以捍卫其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颇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乐于让媒体报道他家庭生活的点滴，并始终呈现出相当平民化的作风。他曾轻车简从跑遍台湾所有的乡村。与老部下吃饭时，他会不顾医生的叮嘱，热烈地划拳饮酒，甚至亲自上台弹奏吉他。蒋经国对自己将糖尿病遗传给孝文、孝武而感到痛苦，从而造成了对他们稍微显得过度的溺爱。作为一个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维护者，他非常注重遵守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而作为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僭主”的斯大林，则完全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独的，独裁者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于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斯大林逐渐与子女们疏远，甚至他曾经喜爱的女儿长大以后也难得登门一次。斯大林不愿意接见孙子，有一半的孙辈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像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说的那样：“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