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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如此大规模地惩治有关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够瞑目，我也不知道家属们是否会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容易糊弄和欺骗的。面对以上那则新闻，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市长大人为什么仅仅是“行政降级”，而远非“就地免职”呢？也许，等风头一过，他立刻又能易地为官了。同样，其他大部分官员，遭受的惩罚也仅仅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深刻检查”等等，真正被免职并承担“渎职”的行政和刑事责任的人寥寥无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无法想象矿工们在死亡之前的恐惧和痛苦——这种恐惧和痛苦，父亲曾经亲身经历过，死里逃生的父亲偶尔也向我讲述。然而，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事故，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在这个行业之中，生命像泥土一样卑微和低贱。转瞬之间，矿工们就由一群生机勃勃的活人变成了几十具一字排开的尸体，他们的家人在呼天喊地之余还能做些什么呢？矿工们统一穿着的蓝布衣服上，还打着大块大块的补丁，他们脸上的胡须已经很长了。他们面朝苍天，这是他们少有的能够面朝苍天的时刻，他们却闭上了眼睛。他们妻子的嘴唇上，还保留着丈夫亲吻的烟草味；他们儿女的身上，还残存着父亲臂弯的温暖。突然，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没有爱，没有笑容，也没有温暖。
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惨剧死亡三百多人，创下了近年矿难死亡人数之最。然而，如果不是一位记者的偶然闯入，也许它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几万元一条人命的“买命钱”已经发送下去，死者家属们的眼泪也已经哭干了。财大气粗的矿主威胁说，你们不准走漏一点风声，谁敢乱说乱动就让他一家人灭门！奴隶主对待奴隶也没有如此残忍和苛刻。矿主的心目中哪里有生命的价值，滚滚而来的金钱让他变得无比冷酷和残暴。他的威吓并非虚张声势——试想，一张官商紧密勾结的巨大网络，要抹平区区三百多条人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当地政府的利益与矿主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矿主也是官员的老板，官员们也是吸血鬼队伍中的一支。于是，他们开始竭尽所能阻挠事故消息的传播。在这些奸商和酷吏的心目中，老百姓就像一簇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命还能值多少钱？
矿主洋洋得意地说：“工作的机会还是我们赏赐给工人的呢！否则，他们还不都饿死了？”从他的角度看，这确实是真理。大部分老百姓也确实对矿主们感恩戴德。然而，我们能够指责老百姓的“愚昧”和“不争气”吗？如果你要指责的话，你到那里去生活几天试试！对于生活在那些山险地贫的区域的农民来说，到那些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私人矿井去劳动，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挣钱机会。因此，矿主也就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鲁迅说过，生存是第一位的，这是穷人所能体认到的真理，正如观察者钟伟所叹息的那样：“当一种生命求生存之道的时候，一切堂皇的说辞都显得可笑。……其实农民对拿生命去赌生存，冒险‘工作’是有充分理解的，有些为下矿甚至不得不对矿主哀求送礼。失去赌命的工作，就只能绝望地等待；豁出命去，或者还有生存的可能。一份微薄的、可能随时会肢残命丧的工作，生命如同汪洋中的一条船，任由不可知的命运冲刷，难道我们要通过种种禁令，剥夺绝望中一点点微茫的希望吗？在那么多生命如同草儿一样被催折随寒风飘零时，有多少公仆因此而遭惩处呢？”那些高高在上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是那样苍白和可笑——当人权沦落为“狗权”、“猪权”的时候，我发现渊博的学识和复杂的理论毫无用处。在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崇拜“文化”的国家里，那些一心一意被“御用”的文化人，连眼角的余光也不会赐予这里。高调永远也唱不完，却罕有一双伸出去的手。
由于事故不断，有关部门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当贵州省多次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受到处罚的官员，级别也破天荒地上升到了副省级。在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先后刊登出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国务院责成贵州省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长贵写出深刻的检查”。然而，这则消息见报的时间是几起重大事故发生了一年之后。如此漫长的时间，那些惨死的工人们简陋的坟墓上，大概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吧？这则新闻写得四平八稳，像一篇中学生的命题作文。而且，背后似乎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它仿佛在向公众炫耀：我们的政策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看，我们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惩处了，够严厉的了吧？
可是，我不仅不满意，却感到分外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对死难者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诚然，在若干被“惩处”的官员之中，最高的级别终于达到了副省长。然而，让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是仅仅一名“副省长”，而不能是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这名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他的渎职行为并将其罢免呢？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了“实质性”惩罚的，向来都只是那些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非常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来的官位上。据说，至今只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目。然而，即使是“引咎辞职”的制度，它首先也要依赖于领导本人的“良心发现”。迄今为止，虽然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那些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官职就是官员的生命，为了捍卫官职，他们不惜让自己“恬不知耻”。换言之，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他根本就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副省长薄薄的几页检讨书，就轻轻地抹去了数百条人命。真的如同伟大领袖所说，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我还听说，在某些事故中，政府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也分作两个“等级”：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的补偿；而那些农民兄弟就只好委屈一点了，只能得到三万元。原来生命的价值还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更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事故，但当地的某些官员们却毫无内疚之心，他们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分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风声过后，他们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并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
经过周密研究之后的处罚命令刚刚下达，又一起瞒天过海的重大事故被披露出来——山西省运城富源煤矿非法私自开工生产，发生透水瓦斯事故。事故发生时，有二十三名工人在井下工作，两名工人逃生，其他人仍在充满瓦斯和污水的井下。事故发生后，矿长隐瞒事故情况，迟迟不予上报，井下的矿工失去了获救的机会。
富源煤矿距离黄河五百米远，与陕西省一河之隔。事故发生后，井下水已经从斜井底部向上漫淹了四十多米。运城市矿山抢险大队和附近煤矿的几十名工作人员三天之后才得到消息进入现场抢险。据抢险人员介绍，由于井下瓦斯浓度太高，排水工作进展不大，井下水位没有明显下降，抢险工作进展缓慢。
当记者接到群众举报，穿过重重大山来到事故现场，已经是透水事故发生的第十一天。出乎意料的是，在出事的小煤窑坑口前，没有看到哭天喊地的家属，也没有看到心有余悸的矿工，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静。这种平静却令人感到窒息。看来，地方官员是做了相当的安抚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即便如此，自然的痕迹难以抹去——坑口上方的岩石，显然是被大火狠狠地烧过，呈现出火烧岩的颜色；就连长在坑口的树木，也未能幸免，它们被从坑口卷出的火舌烤得焦黑一片。抢险指挥部的领导告诉记者，透水事故发生后，距坑口二十米处发生过大火，大火由井下的瓦斯引起。水火夹攻，估计现在井下矿工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也许只有矿主才能说得清井下遇险的能有多少人。但这个黑心的矿主已经将手中的矿工工资簿、矿上的资料全部藏匿，并遣散剩余的矿工，用钱打发掉了来哭闹的遇险者家属。然后，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井下有人，给抢险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和难度，也给记者的报道造成了空白——几乎无处了解所有的幕后资料。据抢险指挥部介绍，他们也是从到坑口寻亲的四十多名家属身上，才大致知道井下至少有十多名矿工。专家们说，像这种没有工作面的矿井，最多可容纳三十名矿工作业，最少也要有十人。来抢险的三台水泵每小时共排水一百四十立方米，可井下每小时涌出的水就有三千立方米。事故发生七天后，井下涌出来大量瓦斯，抢险工人用仪器一测，指针指在了仪器的极限，瓦斯已浓不可测！如果再继续抽水的话，可能引起更大的瓦斯爆炸。抽水的工作只好时断时续，每天只能抽水五六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则要排除瓦斯。
此处的矿井自唐代开始开采，已形成了“古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