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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四百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三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径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人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七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勇气”和“信念”。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贸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着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七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北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跃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开就迎刃而解了。这次北大学生的表现，是若干年以来北大疾病的一次大发作，是一次原形毕露一一丑陋虽然丑陋，但丑陋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对北大自身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疮长到了脸上，怎么办呢？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并推动它的变革。”他也反复恭维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爱听恭维话的习惯。他说：“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这个学生后来表示，当时所提的问题只是大家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却并非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他坦白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熟悉美国许多摇滚乐队，如同熟悉他的广告专业术语。“如果有时间，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样，问问克林顿，他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之下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动放弃说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样的人是最可耻的人。
梁山鹰同学有什么样的理由认为他在大会上所提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他经过怎样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使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问自己的问题呢？老想充当大众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连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够代表谁呢？这种“代表”是虚幻的代表。
接着我们来分析梁山鹰所提问题本身的矛盾和混乱。首先，中国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一直仅仅是游离体，像油浮在水面一样，并没有被中国真正地吸收。对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对于美国的人权理念、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称精英的北大学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鹰同学用《泰坦尼克号》来作为自己了解美国的例子，显得十分荒唐。这部电影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精华吗？这样的自信还是少一点的好。在这样自以为是地发言之前，应该好好泡在图书馆里，读读杰斐逊、富兰克林、爱默生等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么是美国和美国的精神。凭空而来的自信是空中楼阁。作为北大学生，举一部娱乐电影来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文化，未免有点太掉价了。为什么不说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福克纳呢？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频频引用胡适的名言，与对方相比，倒是显出自己不了解美国了。
其次，强迫别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是因为美国已经民主、富强到了非让我们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国对我们的了解，确实远远没有我们对美国的了解那么多，这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让美国必须深刻了解我们的程度。关键在于，我们得从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来了解你的，那时候，用鞭子抽他们也抽不走。而现在呢？还是埋头苦干吧，埋怨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美国人即使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他们也没有必要内疚。梁的理直气壮实际上最没有理由。
第三，梁山鹰很轻率地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中国，但是就能够忘却文革的中国吗？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国，但更加广袤的农村就能够抹掉吗？
梁同学很轻松地谈到文革。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为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文革已经极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国人写出来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质问别人？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梁同学自己倒是需要读一些有关文革的历史书籍，包括就在北大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就在这个办公楼礼堂里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批斗会。你知道这里曾经染过多少人的鲜血吗？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吗？好像文革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伤疤，自己不说，也不让别人说。
再就是关于农村的问题，张艺谋等导演所拍摄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在海外获奖，国内就有人表示谴责，谴责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谴责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的落后和愚昧。然而，谴责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村是不是这样落后和愚昧？稍微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农村比电影里所表现的还要落后与愚昧。农村的苦难不是梁同学这样整天喝着可口可乐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农村是中国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农村呢？在梁同学的叙述语气里，仿佛农村与中国无关，这是他的表述里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台湾问题。问问题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顿收起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