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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2天之后，同一工地上的建筑工人陈建国，也因医药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爬上了提升架。这一次，他可没有罗成海夫妇那么幸运。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构成了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当地派出所建议立此案为“治安案件”，将陈拘留15天，但上级没有批准，因为“考虑到他是初犯，且情节较轻，应以说法教育为主”。
2003年1月7日，南方某媒体第一次称这两次事件为“跳楼秀”。原因是两次事件发生前都是民工自己报的案，每次爬上塔吊的民工都开出高额价码，并以“死”相迫最终得到赔偿金。1月11人，该媒体还发表题为《不该严惩“跳楼秀”吗？》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使其成为“只能保护、不能惩罚”的“赤贫贵族”。深圳警方严惩“跳楼秀”的做法并无过错，如果“跳楼”风一开，百害而无一利。警方这种看似无情的做法，恰恰是对民工生命的保护。
在我看来，在当代汉语中再没有比“民工跳楼秀”更加冷酷、更加无耻的新词汇了。我对那些创造发明这一新词汇的、“聪明”到了极点的记者和评论家们充满了愤怒：什么叫“民工跳楼秀”？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求正义和权利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秀”吗？如果你们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秀”，你们为什么不亲自来试一试？后来，《北京青年报》记者李湘荃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批民工从2002年10月起就没有拿到过一天五十元的工钱，眼看将要回家过年，哪个不著急呢？即便民工的跳楼行为违了法，那施工方不也先违反了《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吗？为什么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热讽民工的“行为不当”，而对施工方的恶行却熟视无睹呢？这难道不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强权伦理”的翻版吗？对此，一位不愿（更是不敢）透露姓名的罗成海的老乡激愤地说：“原来来采访的那些记者不问原因，只说跳楼，人人都觉得我们民工素质很差。我们是没有读过多少书，可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又怎么样呢？该给的工钱不给、该付的医药费不出，究竟是谁的素质差？”他们还说，其实没有人愿意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这也是没有办法，不把事情搞大，谁来管你民工啊！”
一些一无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却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家伙称为“赤贫贵族”，我终于明白“刀笔吏也可杀人”的典故了。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工作者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与呼”，却不去谴责那些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甚至医药费的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他们不去追问民工为什么会孤注一掷，却用“稳定”的大帽子来打压这些无辜者。近年来，不仅出现了民工跳楼事件，还出现过民工绑架包工头的亲属讨还工钱的事件，这些我们谁都不愿看到。我认为，单纯指责民工是“法盲”于事无补，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姐妹，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们有多少法律能够切实保护民工的权益？我们有多少政府部门在为民工提供服务？黄某在跳楼之前，已经尝试过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与施工方谈判、比如向劳动部门投诉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全都无济于事，她才只好“铤而走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把民工逼上这条危险之路。如果我们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舆论的偏差，依然居高临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么还会有无数类似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在那位“过于聪明”的评论家的笔下，替民工说两句话就成了“因噎废食、矫枉过正”，而帮助施工方掩盖罪行却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纪”，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我为我们有这样“嫌贫爱富”的媒体而羞愧，我为与我一样以“写字”为职业的人中有这样“冷酷的心”而震惊。正如那位民工所说的那样，这些读过许多书的人，难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质”吗？
学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心理的尖锐对立时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急剧两极分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时间来吸纳新的生活方式。而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新风气则大大推迟这一过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义愤，暴富的豪华令人歆羡，此时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他接著讲了一个英国的故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垂威利安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而在中国呢？唐逸举出了两个与之截然对立的例子：“据报纸报导，有一位农家妇女担了水果上街，被豪华轿车撞翻担子，撒落一地水果，农妇坚持要驾车的富人帮她捡起果子，富人只肯给她一点钱而坚决不肯折腰捡水果；这时来了警察，当即厉声斥走农妇。还有一位老人担了木柴上街，担子划了一下疾驰的小轿车，开车人下来不由分说，两拳便将老人打死在地。贫富不均是一回事。机会的自由是另一回事。而富人以什么方式对待穷人，又是一回事。在这三件事中，上层（以及所谓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有没有挥洒出基本的智力与教养，皆关系到社会，以及富裕者自身的安危。”民工跳楼事件已然呈现出了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的媒体不仅没有正视和试图缓解这一危机，反倒在加剧这一危机。“民工跳楼秀”这一卑鄙无耻、冷酷无情的汉语新词汇的出现，鲜明地展示出某些精英人士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同情心和公益心，已经彻底地沦落为权势集团和富有阶层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他们以为自己在“维护”稳定，殊不知他们的做法如同向火焰中浇入汽油，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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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者无畏
不久前，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主持了菲律宾一家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各大媒体纷纷大幅报道此事。
该博物馆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小城马里基纳，这里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类首都”的美称。当地官员表示，之所以要开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城市在制鞋业中的地位，并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该博物馆中的展品几乎都有非凡的来历，大多数是菲律宾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宾历任总统曾经穿过的鞋子。当然，马科斯夫人的２２０双鞋子，则成了其中的“重头戏”。这批鞋子仅仅是伊梅尔达当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１９８６年，当腐败而专制的马科斯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推翻的时候，人们冲进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而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夫妇则乘坐直升机仓皇逃窜。人们被伊梅尔达房间的豪华装饰惊呆了：在总统夫人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１２２０双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镶嵌着数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其昂贵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被新政府赦免的伊梅尔达，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菲律宾。尽管已经衰老不堪，她依然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对着这批早已经被收归国有的心爱的鞋子，伊梅尔达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呢？是骄傲、是眷恋，还是追悔与悲哀？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模特出身的前任“国母”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说：“这家博物馆的落成，也体现了菲律宾的文化精神。菲律宾人是不会接受丑陋的，他们总是能将坏的再生为好的。”
这番话真个是“无耻者无畏”。伊梅尔达自以为自己相貌美丽，就能够“代表”菲律宾的国家形象。殊不知，她才是菲律宾举国上下最丑陋的一个家伙。在我看来，相貌平凡的阿基诺夫人不知道要比她美丽多少倍———她们有着天壤之别的精神境界。马科斯时代，伊梅尔达与丈夫一起鲸吞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富，过着能够与阿拉伯王室相媲美的奢侈生活。他们毫不脸红地声称，他们家庭的财富来自于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埋藏的一笔财宝，属于“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是一个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的天方夜谭。即使属实，那也是当年日军搜刮的菲律宾人民的财富，理所当然应收归国有。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尔达这个前模特穿着数千美元一双的时尚皮鞋的时候，菲律宾却有数百万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号。他们的赤脚奔走在泥水和石块之间，他们哪里能够奢望欣赏到总统夫人脚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脚上随便穿的一双鞋子，就可以供几百个菲律宾穷人生活一年有余？
十几年过去了，马科斯已经客死异乡，伊梅尔达在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之后，终于回到祖国。归国以后，她依旧十分活跃，频频露面于政商各界。她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来大言不惭地“重新参政”了。她在老脸上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耻地登场亮相。伊梅尔达左右开弓，拿出了两个颇有诱惑力的武器来：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女权主义，再加上她以金钱作后盾，让许多健忘的民众重新成为她的崇拜者。这是伊梅尔达的胜利，还是菲律宾人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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