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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著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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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徘徊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装、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思想。
日本，东亚边陲的一个群岛之国，近代以来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颁奖典礼上用“暧昧的日本”这个词语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气质上却很远，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时候总是显得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两国真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敌对状态，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双方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一纸声明而全然消失。怀疑与猜忌，疏远与蔑视，依然扎根于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资源，一个拥有技术；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是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为要紧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又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安危，也牵扯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没有一个人喜欢永远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那充满硝烟和血腥的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
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当日本的法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的时候，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钓鱼岛修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当日本的历史学者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的时候，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再次夺去中国百姓生命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齐声谴责。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遗弃的芥子毒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国平民受伤，一人死亡。对此事件，日本政府处理滞后，日本媒体表现冷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谴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八·四”毒气泄漏事件对中国青年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的中国青年关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中国青年由此对日印象变坏，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的中国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谓的“慰问金”。
受调查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慰问金’总让我想起‘嗟来之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清除遗弃在我国的所有武器。”
“对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难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贸易热、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零零二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九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两国也频频发生贸易争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行两百天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
中日关系时刻触动着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会被放大。影星赵薇身穿日本海军军旗图案时装事件，湖南广播电台有听众冒充日本人发表辱华言论事件，丰田“霸道”越野车广告事件，均引发了轩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并采用日方的先进技术。这一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民间人士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百万签名反对的活动。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纪念日，数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体买春，激起了中国民间的愤怒声讨；十月二十九日，因为日本留学生在联欢会上表演下流节目，引发了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正是因为历史出现了断裂和扭曲，中日两国很难像法德等多次交战的欧洲国家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为日本在现实中的种种恶劣行径，使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前提。“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邻。然而，二战结束之
后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的一般国民之间，依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感觉。尽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了二十多年，但两国之间依然处于一种微妙的“后冷战状态”，两国之间的“携手共进”依旧遥遥无期。
中日两个在实质上互不信任的国家，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关系，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民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零零二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提出在中日关系上淡化历史、展望未来的观点。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导报》二零零二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之一。
但是，日本方对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日方拒绝和谈，而以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日方大幅削减对华贷款，以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宽恕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没有赢得日本的认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向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统一运用研究》的报告，建议整合海陆空的军事力量，将自卫队改为正规军。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议员西村正悟鼓吹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