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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话，两万元能够买多大版面的广告呢？两万元的广告费用能够让这所网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于是，他们便合谋选择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营销计策，果然一举成功。
如果仅仅是一场商业秀的话，我丝毫不感兴趣。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它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秀，更是一场政治秀，同时也将北大传统牵扯进来。弓琳强调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就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须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里纯净就够了。别人评价你多么有心机，这些都不重要。这次举动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日来她却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类记者的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敏锐地写下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在采访的中间，弓琳的手机响了，她接电话，显然谈到了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对呀，很牛吧。哪一张报纸上有报道……”显然，她并不是不在乎媒体的报道。很快，她又参与中央电视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称的《聊天》节目，作为特邀嘉宾与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广大人民要爱党爱国。因此，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谁最先将此事捅到媒体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还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网校的王老板呢？
在每次采访中，弓琳都得意无比地谈到身上的两重光环：“现在我身上有两个最大的光环，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入党。这笔钱交给北大党委，同时回报北大和党，我觉得这机会太好了。”她以一种“谦虚谨慎”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中学时代入党的经历以及对北大的热爱：“十八岁就入党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么苛刻的条件下。那时候，入党属于非常荣誉性的东西，相当于给你一种光环。北大是别一个光环。正如一位老师所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费北大、享受北大。因为北大给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实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党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我完全是个消费者，没作什么贡献。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是愿意做的。”
这是一个无比聪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胆相照”的表白。其实，只要对北大精神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说的这两个“光环”不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对立——“非党化”是大学精神得以确立的前提。北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专制主义和党化教育。某某的愚民政策对教育和文化的摧残都是空前的。一个依靠暴力来支撑的政权，一定会把文明当作“不安定力量”。
因此，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着选择反抗专制和暴政、坚守民主和人权的人生道路；而选择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奴隶党员，也就意味着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为权力架构中的一颗“螺丝钉”。
在两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种选择的是林昭，作出后一种选择的是弓琳，这两个北大女性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北大两个时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学孙文铄在一篇回忆林昭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决不低头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长、教授、学生中的最佳体现。可以坚信，这种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它将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发扬光大。”
我同意孙先生的判断，但同时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学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吴树青之流的北大校长，最近二十年以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他们肆无忌惮地败坏着北大精神，他们却被当作新时代的“北大代言人”。这是北大的悲剧，这是北大人的耻辱。
被忘却的林昭
谁是林昭呢？当大部分北大学子都忘却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女作家方方却写下了一篇题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静夜之时，总会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审视着这么容易忘却又这么容易满足的我们。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着果敢和无畏。她仿佛在说：历史就这么过去了么？你们就这样轻易地原谅了专制原谅了灾难原谅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们自己？她的诘问令我们霍然而起。
她就是林昭——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取自由，在监狱中惨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亲交上五分钱子弹费而被枪杀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惨遭杀害之后，北大的湖光塔影依旧；一九八九年“六&＃8226；四”之后，北大的湖光塔影依旧。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长袖善舞的弓琳之流外，还有多少人在记忆、在沉思、在呼号、在呐喊呢？
方方接着写道：“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这也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想对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们说的话。正是因为呈现了这些带着血迹的文字，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杂志在两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还有那么多丑陋的家伙不敢面对林昭。
对于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国来说，林昭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钱理群教授在《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