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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为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市场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著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一九零三年“苏报案”,清廷暴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此前,有苏区“肃反”、“AB团”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资格都不够,至多算个“党是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血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境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了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王实味与胡风、路翎一样,与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是诗人,是软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热情的、悲悯的、忧郁的诗人。诗人注定了要被“历史”所谋杀。诗人是纯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诗人是阿波罗,赶著马车奔跑;在革命之后,诗人立刻被扔下马车、五马分尸。我想起加缪的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实味,这个贫困的农民的儿子,这个辍学的学生,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位诗人和思人,我已经很难想象他的相貌与气质了。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与发黄的书页是不够的。他的惨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那是一个生命比草贱的时代,也是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渗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来越浓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问个本身来反思文革时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没有展开。
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统一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立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经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阻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成目的的堕落。跳蚤突然以龙种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当作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千山万水之间尸横遍野,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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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靖国神社
到东京,我想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靖国神社。要了解日本的历史与信仰,此处不可不到,尽管这个地名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恶心和愤怒。前两年姜文为拍摄电影《鬼子来了》,到过靖国神社参观(参观非参拜也),却遭到国内不少“爱国粪青”之谩骂。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爱国”──连敌人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够战胜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国神社,却不怕那些鲁迅所谓之“孱头”们的辱骂。这里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绿地,且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然而,仔细一看,每棵树木上都挂著“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连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也正是侵略战争滋生的温床。
靖国神社的大门简洁壮阔,有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参拜道左右两边对称的两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公然宣扬纳粹武功的纪念物。大门口还矗立著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著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