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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史，如任不寐所论：“所谓‘千古秦制’，中国沦陷史始于秦，始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是这个征服者，五千年来却一直有人视之为英雄。于是中国的历史就不是孟姜女的历史，而是秦始皇的历史。” 被秦始皇所垄断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呢？鲁迅斥之为“吃人”及“人肉宴席”，谭嗣同论之为：“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荼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难道给民众带来幸福和平安了吗？他运天下于股掌，驱人民如奴仆，修建骊山陵墓光人力便征调了七十五万，劳累而死者不计其数。其陵墓高三十丈，周围五里，内部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则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北筑长城的工程同样荒唐，《史记》中记载这一巨大的工程竟然是嬴政听信一个术士“亡秦者胡”的鬼话而决定启动的。《汉书》中记载，此一工程使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孟姜女只是其中的一个卑微的牺牲者而已。这样的帝王却被歌颂为中国历史上的天大的英雄，倘若坚持如此史观，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仍然处于幼稚园的阶段。任不寐以“灾变论” 的角度观之并得出如下结论：“耶稣在灾民社会永远不是英雄。灾民社会的英雄永远不是受难英雄，而是强力英雄或皇帝英雄。这种英雄崇拜实质是力量崇拜而不是道德崇拜，不仅仅是偶像崇拜而且是自我崇拜——每个人都想‘取而代之’，因此对‘英雄的崇拜’无非是得到一种‘想象力执政’。” 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英雄崇拜”和“想象力执政”，以及“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高度集权政体，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缺乏活力、未能生发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亦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个人崇拜泛滥及文革惨剧上演的内在动力之一。
在近代思想家当中，谭嗣同是批判秦始皇最力者之一。他发现，秦始皇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成为后世多数帝王效法的对象，他所创设的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样板。比其个人暴虐的性格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定格为专制主义的循环之中。唐德刚在分析“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时指出：“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在秦始皇之下，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秦始皇”。毛泽东生前多次称赞秦始皇，显然并非无的放矢，余英时分析说：“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藉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主义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在此意义上，孱弱的“孟姜女”其实无法与强悍的“秦始皇”形成真正的对立。勉强言之，也只是“鱼肉”与“刀俎”的对立而已。时至今日，对秦皇的崇拜和对秦制的欣赏依然显在于当代的语境之中，无论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畅销小说，还是张艺谋的超级大片《英雄》，都在汩汩地流淌着为专制主义招魂的毒液。在此情境之下，要建立以“孟姜女”为主体的“公民的历史”和“个人的叙述”，依然难于上青天，它所必须的前提是对民主、自由、个人价值、个体尊严这样一些现代概念的确立和认同。
两千年以来，“刘项观始皇”式的“英雄崇拜”或“皇帝梦”绵延不绝，“吾当取而代之”或“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成为无数中国的人生格言。对于那些聪明者而言，人生理想无非如是：当皇帝不成，退而求其次，可以当帝王师；当帝王师不成，再退而求其次，可以当太监。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一言以蔽之，均成为秦政的守护卫士和君王的辩护士。长期养成的惰性，使得民众和士大夫均认为君王的存在和君主独大的地位是顺理成章的、必须的，没有君王大家反倒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谭嗣同以法国和朝鲜为例，阐明此一惯性思维的虚假性：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国，而亦为是言，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
谭嗣同自觉地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思想资源。与之“去君主”的誓言相对照，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实行的“君为臣纲”之伦理，使得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成为主流，朝代之更迭亦对此毫无影响。秦制经过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高度强化，遂成为屠戮民众肉体、戕害民众精神之杀人机器。清朝由于是外族入主中原，为巩固其权力并获得汉族士绅阶层的效忠，其统治者在支持儒家思想的时候比汉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满清的皇帝都很重视儒学，“钦封以前各代文章、行为与思想和谐一致的名儒为‘圣人 ’。强调社会责任合伦常的宋代程朱学派是保证对社会进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绝妙工具，因而从顺治到乾隆诸帝不断地对儒家经典本身予以笔评，页对宋儒们那些博学的论著加以笔评，并将朱熹的著作结集印行天下。帝国的权力正在创造出‘帝国的儒学’。” 到了清末，政治日渐衰败，呈现江河日下之势；文化亦是一片萧条，再也无法为其依附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创新”。尽管如此，大清帝国杀人的能力却并未减弱。虽为封疆大吏之贵公子，谭嗣同亦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已处于积重难返、无药可救之绝境，以及统治者为保卫权力“磨刀霍霍向牛羊”之杀机：
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田成子窃齐国，举仁义礼智之法而并窃之也。
在谭氏所生活的清末，此种专制主义制度已到了“无法”和“无情”的阶段，儒学的面纱已拉下，谎言与欺骗已不足恃，剩下来的惟有恐怖而已。专制制度的最恶毒之处，便在于其钳制人心。比起人身失去自由更可怕的，是人心失去自由。专制之制度可覆灭之，而自由之心灵的恢复则困难百倍。这一事实让谭嗣同不得不悲观。秦政之毒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淀下来，终于到了快要决痈之时刻。此乃黎明前夕之黑暗，虽然光明即将来临，但此刻却正是整个黑暗时代中最为黑暗的时刻。此乃病入膏肓的专制皇权之“回光返照”，但此最后的博杀却足以吞噬若干先知的生命。谭嗣同在写下这些悲凉的文字的时候，已然感觉到了自己终将不免——面对冷漠的长城，谭氏又是一个长歌当哭的“孟姜女”。
“孟姜女”的哭声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二三异数而已，官修史书不是此哭声的“回音壁”。史官的作用在于维护帝国稳定，在此大原则之下他们认定“孟姜女”乃是 “不稳定因素”，竭尽所能将其从历史中剔除出去。然而，秦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因为专制制度本身的若干特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超不稳定结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成为自身的颠覆者。秦政将君权神圣化，并有“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为支撑，但始终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原生的自杀性机制——它将权力绝对化于一人之身，任何人必有“人所无法避免的弱点”，此弱点稍一暴露，立即会为他最亲近者所乘，“有如一个巨大的机器的发动机里投下一颗小石块，转眼之间，便全部失灵，乃至破坏。并非这一颗小石块有这么大的破坏作用，而是它凭借了全副机器得以运转的中心，才有这么大的作用。” 公元一九一一年，肇始于武昌的一场小小的兵变，成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垂死挣扎多年的满清帝国终于被它所彻底压垮。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君主专制政体至此划上了半个句号。这一结局，也许早在谭嗣同的预料之中吧。
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仁学》之中。《仁学》是在谭嗣同被难后数月之内，于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与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陆续发表。“当时中国的读书人，除了顽钝不化的以外，可说没有不被他的慷慨义烈的精神所震撼的。” 谭嗣同刚过而立之年即死难，未及对《仁学》书稿进行打磨与拓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于“成熟”。加之他身处晚清新旧传统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之师友众多，他个人的思想也庞杂而多变。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前夕，谭嗣同敏感地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