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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暴力的实施者也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深陷在暴力的沼泽之中，正如吸毒者受控于毒品一样无力自拔。人有“神性”，有“人性”，也有“兽性”，而暴力恰是“兽性”之体现。一旦“兽性”毫无节制地泛滥，“神性”和“人性”都会泯灭，正如唐逸所分析的那样：“暴力的残害具双向性。施暴者残害了受害者，也残害了自己。血肉之躯的脆弱性，也在这里显现。一个人，只要施暴于人，残害于人，他的生命也就残伤了，不完整了，由人而变为非人，永远不能再享受人类的自然快乐了。嗜血的刺激，暴乱的神经，麻醉的需求，灵魂的癫狂，感官的错乱，这一切会夺走他身上的自然快乐本能，使他的存在低于人，低于兽。”当“单个”的暴力事件成为“普遍”的时候，当“偶然”的暴力行径成为“习惯”的时候，社会的危机也就臻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暴力不是社会进化的“催化剂”，而是社会崩溃的前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泉源乃是仁爱与和平，我十二分地同意唐逸的观点：“施行暴力统治，以暴力维持‘安定’，其实乃是毁灭安定。一个社会，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暴戾的压抑的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随之缩小。在根本上，一个社会的安定，取决于理性秩序，亦即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的具有恒定性的认同。只有恒定性的认同，才能抵御种种情绪的波动和意外的危机。”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理性秩序”、“恒定性的认同”，以及我还想补充的更为重要的两点：“爱”与“宽容”。
在暴力越来越“真理化”和“实践化”的今天，邢树贞的坚持让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心目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高于暴力的力量和秩序。尽管现有的官僚体制和司法体系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但他依然孤独地坚守着和平的底线。在我看来，假如像邢树贞这样的公民在中国不是“特例”和“异数”，假如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像邢树贞这样坚持在“法”的轨道里寻求正义并以“非暴力”为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公义”的到来将不再遥遥无期。其间，当然还需要绵绵不绝的坚韧、承担、同情和宽恕。这里，我丝毫没有为那些残酷的凶手开脱的意思，我想说的是：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依赖于暴力，否则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凶手一样的层次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五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期最后一天，最小的只有七岁的孩子苏西失踪了。一天晚上，劫持孩子的匪徒打来电话，但那家伙只是在嘲弄可怜的母亲。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母亲见到了凶手，却宽恕了他。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处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福音书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意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这段话让我泪流满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暴力强大得多的伟大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甘地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马丁·路德·金实现他那无比美好的梦想；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过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也正是这样的力量，显示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我愿意把最大的尊敬献给邢树贞和玛丽亚塔·杰埃格——他们让我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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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买了“千万宾利”？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宾利轿车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宾利北京同时是全球宾利加长版豪华轿车销售记录的保持者。目前，宾利在中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一百八十辆左右。代理商表示，宾利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比日本、台湾和香港都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造就了大量的年轻富商，这些年轻的新贵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地位”。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而到六月十日，宾利北京的代表就宣布这辆八百八十八万的轿车已被购走。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四百八十万元和八百八十八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经卖出二十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顶级高档汽车在北京卖得这么好，大大出乎销售商的意料。
“谁买了它们？”这一问题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没有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解释说，“但是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的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躲藏在公众和传媒的视野之外，比尔？盖茨、沃尔玛和洛克菲勒们面对的是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必须定期向政府申报税款。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他们的生活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这些宾利车主一样显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大约有十万人左右。虽然不能说他们全部都是差点成为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杨斌和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但他们中确实有不少人的暴富秘诀与杨斌、周正毅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他们所拥有的“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就可以换来价值一个亿的地皮，他们用一百万的现金就能够买下价值一个亿的工厂，他们无须纳税，也不会参加任何慈善活动。他们不是官僚，却一个电话就能把省长叫到饭桌上来；他们不是洋人，却拿着诸多国家的护照。
二零零五年仲春，当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出事”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竟是三十七岁的覃辉。覃辉是何许人也？他就是“谁买了‘千万宾利’”的答案。二零零三年六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当时惟一一辆标价八百八十八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七二八”就是由覃辉购下。覃辉并不是明星级别的富豪，但他是北京朝阳区一家夜总会“天上人间”的老板，短短数年间他连续控制了内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逐渐成为媒体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