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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计。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党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措异教徒并对待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会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家”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投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积也一起烧掉，在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作滚辙的犯罪人们的奖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小“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读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1．5米。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1926年间月8日晚，移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留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囚此有人以为我是个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守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1928年5月，微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书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20年4个月零5天。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2848页，合打字纸4000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12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1933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5个月内体重猛减7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他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46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