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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当舞蹈家的梦想。
然而，冷冰冰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安徒生的梦想。他相貌丑陋，身体笨拙，剧院的经理刻薄地嘲笑他说：“你简直就像一根木头，连飞过的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栖息。”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安徒生没有绝望。在一帮艺术家朋友的帮助下，他进入教会学校补习文化。学校的气氛是压抑的，让安徒生感到痛苦不已。不过，他在学校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毫无同情心的校长不断地虐待他，并且强令他停止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安徒生给他在首都的赞助人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了一封诉苦的信。
没有想到，对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残酷：
“你麻烦起朋友来真是不遗余力。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安徒生没有停止写作。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垂死孩童》的诗，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这首忧伤而温馨的诗歌，奠定了安徒生作品的精神底色。
按照一般人的设想，这名贫困潦倒、饱经挫折的少年，一定对社会充满着仇恨和厌恶，一定会在文字中发泄他的愤怒和诅咒。然而，恰恰相反，安徒生的笔下流淌着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纯真的文字。
三十岁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四篇作品。这本文集没有获得一致的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苛刻地说，安徒生根本就没有写童话的天赋。但是，安徒生坚信，他找到了他一生的快乐所在：“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从此，差不多每个圣诞节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话，献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小读者。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讲述了安徒生的故事：安徒生遇到了爱他的美丽女子埃列娜·葛维契奥里。她爱他，他也爱她，但还是他拒绝了她的爱——
“谁知道呢，说不定由于这爱情，他那五彩缤纷的一连串童话将黯然失色，悄然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到那时，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写下了二十本童话集，一共一百六十八个童话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经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是大得过分了的代价。”但是，他也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麦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个人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童话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边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悲伤”。晚年的安徒生，尽管名扬四海，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饱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信来自遥远的美国，是一位上小学的小女孩写来的。信中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刊登着安徒生身体病弱、贫困潦倒的消息的报纸剪报。不久，更多的孩子纷纷寄来了小额的钱款。安徒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以小语种写的故事，居然能够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读者”。
英国的评论家、文学记者高斯来到丹麦，见到了濒临死亡的安徒生，“一个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有能够从他的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公元两千年的春天，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寻访安徒生当年居住过的旅馆。还是几百年前的石板路，还是尖顶的小楼，还是明亮的黄墙。就在这间仄仄的小屋里，没有钱买煤生火的安徒生，裹着毯子写下了《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
安徒生的写作增添着世间的爱，抵抗着世间的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冷酷、嘲讽和绝望，对于有缺陷的人性，他也仅仅给予温和的批评。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散发着炭火般的温暖。他给孩子们梦想的勇气，孩子们则努力在人间实现梦想。
我在纪念馆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丑陋、冷漠而忧伤。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这是一张烙着“泥土的印记”的脸。安徒生一辈子也没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处苦难中，却没有放弃对爱的追寻。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他的人生是沐浴在爱中的人生。
是爱，让他最终战胜了苦难；是爱，让他在临终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那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那些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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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文人不帮闲？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我很喜欢读王彬彬的文章，在门户森严、批评变成表扬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不被学院派的贵族们所喜欢的“异数”。某些雍容华贵的老先生指斥他为“骂派”，说他以“骂人”之术来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学者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却有一番诚实而中肯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是近年来我很少听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对那个勇敢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认同和赞赏。但是，丁帆这样的君子是极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还要仇恨孩子，因为孩子的勇敢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那些面对强权的时候无比懦弱的家伙，在攻击和辱骂孩子的时候却显得相当的英勇。
王彬彬并没有拒绝“箭垛”的命运。在新作《文坛三户》中，他第一次集中凸显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组成的“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却发现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特征。”金、王、余三人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单纯的作家或者学者，他们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比如金庸之创办《明报》、王朔之投身影视、余秋雨之“凤凰之旅”。他们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印数和读者群，他们在传媒上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评述这三个人物，旧式的文学理论远远不够。王彬彬也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他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已有的“批评”的“再批评”，使得《文坛三户》不再是一本文学圈子里的讲义，而是一张给当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既不同意严家炎教授将之高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将其全盘否定为“文化糟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民间文化组成部分的“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对儒法一体化的专制道统和统治术的时候，却也不乏正面的意义。这也正是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游侠们作传，而《游侠列传》也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当人类进入文明和法治社会之后，“侠”便消褪为一种梦想和游戏，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比如英国有罗宾汉的传奇、美国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莱坞的《007》也长盛不衰。中国的武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国颇受欢迎，《卧虎藏龙》更是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难道我们能说因为美国人喜欢武侠片，就证明他们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吗？我认为，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不过是消遣读物而已，无须对其“过度阐释”。欣赏和否定的两派，都犯了同样的、“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当然，金庸小说和金庸其人应当分开来看——金庸小说承担不了“帮闲文学”的使命，但金庸其人近年来却作了不少帮闲的表演，诸如在浙江大学的演讲中大谈“大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云云，让我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文坛三户》中对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着朱学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与“大院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年，我阅读朱学勤先生评论王朔的文字时，不禁拍案叫绝。朱先生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保持着自由主义学者的谦和大度，唯有在谈及王朔时，才显示出了压抑不住的激愤来。我理解他的这种激愤，因为他谈论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王朔，而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一种反平民的“伪平民写作”。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崇尚暴力和斗争的“毛氏思维”——它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以王朔的小说和言论为素材，王彬彬概括了“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认同并捍卫严格的等级制度，宣扬残酷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