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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批评痞子文学”与“寻找人文精神”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坚持人文精神的学者批评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成为一种精神迷幻药，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普遍的幻灭感。对于这样的批评，王蒙站出来为王朔辩护，在辩护之余还对鲁迅顺刺一笔： “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在《小议大师》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种王蒙式的排比和戏拟的修辞手法来消解鲁迅的价值：“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大师不容毁损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的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王蒙不喜欢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说，但还是朱学勤说得好：“本来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 ’？”王蒙将攻击鲁迅作为一种“破除偶像”的工作，却假装不知道今日中国真正的偶像崇拜并非鲁迅崇拜，而是领袖崇拜、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他不敢对离他住宅不远的、躺在水晶棺中的伟大领袖的干尸发表一句议论，却不能容忍作为精神存在的鲁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师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别人将自己当作大师来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个在美国开中餐馆的“文学中年”，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海外作家协会”，每年都发起提名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活动。王蒙本人从来没有加以制止或者声明拒绝，相反这名“作家”却因其钦点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国参加作协大会。最近坊间还出现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写的名为《我的先生王蒙》的畅销书，极写老公王蒙如何关爱小猫小狗，此种将老公当大师的写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么，鲁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让王蒙先生浑身难受呢？在某种意义上，王蒙的作品确实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几乎代表着“文而优则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长、作协第一副主席等官衔不可谓不让大多数文人眼红。王蒙的创作，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来说就是：“他几乎始终置身体制之中；他平正、通达、热乎、幽默，乐于把事往好处想，乐于把话往好里说，虽然幽默也含有反讽的锋芒，但那锋芒决不越过宽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当止；王蒙不写那种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写暴力与死亡的惨痛场面；他的笔是‘止于流血’的。”王蒙的为人，用评论家王彬彬的话来说则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堪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典型。王蒙以“宽容者”自居，他宽容贪官污吏，宽容社会不公，宽容痞子文学，宽容下半生写作，却批评不能宽容鲁迅。王蒙严厉批评鲁迅的“不宽容”，他本人却从未宽容过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意见，王蒙曾经将批评过他的王彬彬侮辱为“黑马”生出来的“黑驹”，谁批评他谁的动机便是想出名。如此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绅士风度？由此可见，王蒙以“反鲁迅”来“争自由”的说法，其实无比虚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蒙从来没有对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言，从来没有对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有任何的关心。相反，他自得其乐地写了不少“喷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对于不愿写作此类文章的作家则统统斥之为“极端主义”。正是在此维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直线下降，“季节系列”和《青狐》等作品，仅仅是一时的畅销书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与艺术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危机。所谓“过于聪明”，其实也就是一种已经不自觉的奴才人格。从一九五七年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场“误会”——“坚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们认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倾向，然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当甘肃夹边沟数以千计不知名的右派在饥荒中悲惨死去的时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却因有高层的照顾而“瓜果飘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毕竟还被伟大领袖亲自点过名。对于王蒙来说，“文化部长”和“作协副主席”的头衔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荣”，这意味着权力阶层的认可。与此同时，王蒙还时常作出某种“体制外”的姿态，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与清高的“隐士”的双重角色。其策略有两个：其一，大谈“人生哲学”，教大众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学”无非就是经过精美的语言包装的“厚黑学”；其二，为以王朔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文化叫好，以猎取所谓“亲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对赵本山的欣赏，王蒙对王朔也大加赞扬。从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鲁迅恰恰对中国文人身上的奴性进行了最为深刻地揭露和最为猛烈的批判，鲁迅说的很多话，都说到了王蒙的痛处。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鲁迅，则无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仅难以面对鲁迅，就连鲁迅欣赏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惯，经过王蒙的一番阐释，嵇康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杀害也成了自讨苦吃——谁让你的性格“太认真”、“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呢？
王蒙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也担心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会发生“地震”。王蒙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今天的中国不是“鲁迅过剩”的中国，而是“鲁迅精神极度匮乏”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不缺少王蒙式的宽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聪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肩起闸门的担当和铁屋里的呐喊。王蒙精于盘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贾，而远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论：“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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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把他为斯大林所作的传记取名为《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也就是说，斯大林在权力舞台上的辉煌胜利恰恰是苏联人民空前的悲剧和灾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比真理更“高贵”的是邪恶，比历史更“权威”的是谎言。这个庞大的帝国主要依赖“两只手”来实现统治：一只手是铁与血的暴力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克格勃以及人们业已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内在的恐惧”，其目的是制造“顺民”；另一只手是以传播谎言为首要任务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教科书、学校等各种不断重复谎言的渠道，其目的是制造“愚民”。一个由“顺民”和“愚民”构成的社会，虽然是一个便于统治的社会，但也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内在生命力和更新能力的社会。
传播谎言，首先就要改写历史。对于斯大林来说，既然可以一挥手就把一个民族从地图上抹去，那么改写历史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斯大林本人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别列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柏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等他都认真研读过。他把这些皇帝的传记当作自己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看到的是自己冷酷的面孔。他发誓自己将比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更加伟大，也更加残暴。斯大林很少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虽然他自称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马列主义不过是他骗人的幌子而已，他更满足于充当“新沙皇”的角色。正是在对帝王传记的研究中，斯大林发现了“重写历史”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对此，沃尔科戈诺夫敏锐地评述说：“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的方式描述祖国的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于是，一个庞大的编纂历史读本的班子建立起来了，它的成员许多都是斯大林“钦定”的。经过数月紧张的工作，影响苏联社会数十年之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终于出笼了。这部后来臭名昭著的读物，在当时却成了真正的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数超过了四千三百万册！在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这本著作也迅速翻译成各种文字，并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同时，这些国家也开始模仿这本书的写法，编写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传播范围之广泛、印刷数量之巨大，除了《圣经》和《毛选》之外，恐怕很难找到能够与之匹敌的作品了。
在苏联，这本“把各种教条木乃伊汇集在一起的书”，对全国人民来说就像《古兰经》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成了必须阅读的东西。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博士学位的历史教科书，都按照《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