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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那幺我乾脆就去做那个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是骗子的演员。这种绝望正如鲁迅
所说的，是铁屋子中的人醒来之后发现无法打破铁屋子的绝望。与当年“鼓盆而歌
”的庄子一样，德君如选择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舞台生涯作为最后的救赎。然
而，这种救赎不仅无法消除个体生命的苦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整体性崩溃。它就
像一剂麻醉剂，等药效过去之后，你拥有的依然是刺骨的疼痛。
而说谎者、骗子无赖们，却能活得比德君如这样“醒了却无路可走”的人更加
快乐和“成功”。道光朝，大臣曹振镛担任首辅。他一身历任要津，一直以恭谨为
宗旨，厌恶后生躁妄之风。门生后辈有担任御史监察之类职务的，前去拜见老师时
，他便告诫说：“毋多言，豪意兴。”于是，这些部门全都循默守位，长久便成为
风气。曹氏晚年恩礼益隆，身名俱泰。有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个中原因，曹振镛告诉
他说：“没有别的原因，多磕头，少开口罢了。”后人感叹说：“道光、咸丰之后
，仕途波靡，风骨消沉，滥觞于此。”（况周颐《眉庐丛话》）就曹振镛的一生，
有无名氏赋《一剪梅》加以描述──
其一：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
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
议也无庸。
其二：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封荣，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
便谥文恭。
由此可见，曹振镛是一个典型的“戴着面具生活的人”。他顺应了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中“做戏”的原则，面具给他带来尊荣、名望和财富，他也就心甘情愿地成
为面具的附庸。不是他在使用面具，而是面具在左右他。曹氏所云“多磕头、少开
口”，堪称中国历代官场的“六字箴言”，谁能够将其运用到“厚黑无形”（李宗
吾《厚黑学》）的地步，谁就能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在金碧辉煌的宫廷里，那
些三跪九叩的大臣和奴才，早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如同行尸走肉般的“
面具”。正如卡内提所揭示的那样：“面具清楚明了的效果就在于它将其背后的一
切隐藏起来。面具的完美是基于它的专门存在以及它背后的一切无法辨认。面具本
身越是清晰，它背后的一切就越是模糊。没有人知道面具后面会突然出现什幺。外
表的呆板与背后的秘密之间的紧张对立可以达到极高的程度，这就是面具的威胁性
的根本原因。‘我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面具说，‘而你所惧怕的一切都在我后
面。’面具吸引着人，同时又强迫拉开距离。没有人敢于侵占它，若有别人将它撕
下，就被判处死刑。在它运作期间，它是不可触摸，不可侵犯的，是神圣的。面具
的确定性，即它的清晰性负载着不确定性。面具！ 的力量就基于人们很了解它，却
无法知道它所包含的内容。”在我们的二十六史中，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像曹振镛这
样被面具控制的人。恍惚之间，他们宛如秦陵兵马俑中那一排排没有边际的泥俑。
那些如同冰冻的河流般的兵马俑确实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代表”。
关于优孟
所谓“优孟”，其实就是依赖于面具生活的人。关于“优孟”的记载，很早就
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之中。“优孟”一词，最早是特指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
身边的一个滑稽艺人。一代霸主楚庄王性情暴戾，很少有大臣敢于在他面前表达不
同的意见。有一次，楚庄王的一匹爱马病死了，他要以大夫之礼厚葬之。他知道大
臣们不会同意，便宣布：“有敢以马谏者，杀无赦！”
众大臣噤若寒蝉。这时，身高八尺、相貌堂堂的优孟走进宫门，仰天大哭，如
丧考妣。楚庄王惊问其故，优孟回答说：“我听说大王的爱马死了，心里很伤心。
又听说大王准备以大夫的礼节来埋葬它，觉得实在是太简易了，我们应当用国王的
礼节来给它办丧事啊！”
楚庄王没有想到优孟支持自己的举措，而且简直想到了自己的心坎上。他心花
怒放挠行巳さ刈肺实溃骸澳闳衔獬≡崂窀迷蹒郯炷兀俊？
优孟建议说：“我们要用雕花玉石和名贵木材来做棺材，要让各国使者参与祭
祀活动，要盖一个大庙来纪念，还要挑选一个万户的大县来供奉香火。我相信，各
国听说此事之后，肯定会赞扬大王爱马胜过爱人的行动！”
听到这里，楚庄王这才猛然惊醒，瞠目结舌。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荒唐想法
。
汉民族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民族，优孟的智慧就是这种早熟的体现。在优孟与楚
庄王的对话中，蕴含了多少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逻辑学的知识啊！这种早熟
的智慧，哪个民族比得上呢？这难道不是又一个能让我们自豪的“世界之最”吗？
然而，这个故事也从反面说明：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严酷的专制主义统
治。帝王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士大夫和老百姓却丧失了基本的言论自由。在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互相沟通信息和意愿的渠道，即便在帝王与
高级官僚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值此“非常时刻”，只好让本来只承担宫廷娱乐活
动的滑稽艺人来充当半个“谏官”的角色。同时，优孟也只能说“反话”而不能说
“正话”，而楚庄王也只能听“反话”而无不能“正话”──当交流只能以一种扭
曲的方式进行的时候，“正话反说”是一种多幺可怜的“聪明”啊！
有了帝王，有了统治者，就有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于是，“优孟”就越来越多。后来，人们推而广之地用“优孟”来指称宫廷里为帝
王提供日常娱乐服务的特殊阶层，“优孟”便由“这一个”变成了“这一类”。在
上古时代，与“优孟”含义相似的说法还有“倡优”、“优伶”、“伶倡”、“俳
优”等等。如《左传·襄公廿八年》中记载说：“且观优至于鱼里。”杜预注曰：
“优为俳优。”《管子·四称》中记载说：“昔者，无道之君进其谀优，繁其钟娱
，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驰骋无度，戏谑笑语”，“国适有
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驱国而损之也。”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
中则分析说：“《列女传》云：‘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之
戏。’此汉人所记，或不足信。其可信者，则晋之优施、楚之优孟，皆在春秋之世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及统治者中，许多人都宠幸优孟、酷爱戏剧，最为突出的有
汉武帝、唐明皇、后唐庄宗、宋徽宗、明武宗、乾隆、慈禧太后等人。唐明皇被当
作梨园始祖，他那美妙的霓裳舞曲是被安禄山的叛军打断的。后唐庄宗因宠幸优孟
而导致国亡身死，欧阳修在《五代伶官传序》中！ 有过冷峻的评说。优孟以其独特
的方式参与着国家的政治生活。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每个皇帝都需要优孟来排解深宫中的寂寞与恐惧，优孟
阶层便成为冷酷森严的专制制度的“润滑剂”。随着西汉君主专制体制的建立和牢
固，优孟便开始在宫廷中“长袖善舞”。我们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许
多有趣的场景，昭示出帝王与优孟之间微妙的关系，正如学者闵定庆所指出的那样
：“俳优日夜近侍在帝王身旁，谐官浑臣调笑戏弄，悦愉天颜。帝王对俳优的宠幸
，是基于一种感官娱乐的偏嗜。宠幸成了人格的桎梏，导致了更深的心理焦虑，政
治信仰、宗教崇拜也因之失去了应有的神性。于是，介入帝王生活的俳优对于政治
的觊觎全赖于社会良心和政治直觉的导引。”（《俳优人格》）一般而言，在优孟
的身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良心”，因为良心通常都与生存互相对立。为了生存而放
弃良心，是优孟们普遍的选择。“理直气壮”地说谎、“毫不脸红”地献媚，是优
孟们普遍的作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汉武帝与东方朔之间有
趣的对话：
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尝问朔曰：“先生视朕如何主也？”朔对曰：“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喻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
之右。非若如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
，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上乃大笑。
在“朕即天下”的帝国之内，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汉文帝时，贾山在《至言
》中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随着皇帝权力的膨胀，外廷的监察机构逐渐形同虚
设，优孟的话语空间也日渐蹇逼。他们只有让自己越来越“丑”，才能够博得皇帝
的一“笑”。而皇帝笑了，也就意味着优孟安全了。当然，也有少数的优孟还能在
一百句假话中夹杂一两句真话──即便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优孟的
“忠心耿耿”而感动，因为正如闵定庆所说：“政治制度之于俳优以娱乐为务的本
质特徵的规定，实际上舍弃了这个艺术群落的社会责任，一旦出现俳优讽谏乃至‘
台官不如伶官’的现象，只能说明政治流弊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俳优人
格》）因此，优孟的“表达自由”并不能否定“万马齐喑”的事实，优孟灵光乍现
的“勇敢”并不能掩盖专制制度下人们全面的奴化。在晚清恰好有一个非常生动的
例证──近人张江裁在《燕都名伶传》记载：
刘杆三既以艺着，升平署总管招为供奉。一日，慈禧后命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