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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以后，南墙变成了喧闹的商业区。校方尝到了甜头，于是致力于开发北大的商业价值，将办高校当作办公司来看待。赚不到钱的基础学科，被抛弃在一边，因此，像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日渐萎缩。北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地开办了广告等时髦的专业，这些专业，看起来“赏心悦目”，然而办学质量却让人难以恭维。到了20世纪末，还搞不清楚“大学”的基本内涵，令人莫名惊诧。
陆登庭先生谈到的第二点是：大学如何适应拥有众多的学习领域、充满着众多的社会问题。
随着学习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与合作。怎样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减小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怎样阻止传染病的蔓延？面对近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怎样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术的禁锢，跨越区域的界限，积聚各方面的实力。幸运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没有真正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总之，一向信守学术自由的大学应该成为开放性对话、自由自在的研究创造一片“中立的空间”。
陆登庭最后论述了如何保证大学联合体的开放性。
大学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大学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频繁的交往相处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价值。他指出，应当让大学联合起来，自由地交流观点；竭尽全力地去协调冲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益地合作；让图书馆、博物馆极其他学术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共享；让彼此在一种互敬的基础上，奋力去
追求开放的思维、自由的探索、真诚的交流。
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对于哈佛和北大来说，同样任重道远。
北大不是“中国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国的北大”。我们绝不能因为别人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
伟大的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条更加漫长、更加坎坷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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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小孩压弯腰
当每天中午或者下午小学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小学生们背着巨大的书包匆匆行走在街道上。巨大的书包与他们小小的身材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的腰被压弯了，他们的神情充满了厌倦和疲惫。他们只是小小的孩子。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点天真的笑容，他们活得比成人还要沉重。我一向以为，看一个社会正常与否，只要看这个社会的小孩的神态怎样：是天真烂漫，还是少年老成；是快快乐乐，还是沉默寡言——未来把握在孩子的手里，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从书包的大小就能够看出教育的正常与畸形来。据《教师报》报道，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乱搭售、硬摊派，但全国各地的小学生书包沉重依然。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书包里就装了16种教材和参考书，仅辅导类的书就有：《小学语文字词学习》、《写字》、《小学生看图说话写话训练》、《小学生多用生字卡片》、《数学课外读物》、《小猫咪穿鞋子》、《学生学具卡片》等7种，学校还给学生订购了《学做人》、《作文指导报》等报刊和各种测试题。山东省安丘市安丘镇三里庄育才中学初二的学生，书包里装了各类课外参考书39种，仅各科试卷和各科基础训练两套资料就达14本之多。参考书多，作业自然就多。据统计，我国初三学生每天放学后花在做功课上的时间就达3小时以上，他们的工作量比上班的成年人还要大。难怪李鹏感叹说：“我的外孙女每天做那么多作业，比我做总理还要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孩子们沉重的学习负担，我们会发现这句话没有丝毫的夸张。山东潍坊的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说，各科都有试卷，每天做得头昏脑胀，做不完第二天就得罚站，他恨透了学校、老师和编写参考书的人。
书包的沉重，从浅层次上看，是教育腐败的一个表现。出版社把目标瞄准中小学，通过与学校领导、班主任、科任老师打通关节，从学生家长的钱包里大把大把地掏钱出来。家长的心理是脆弱的，只要说对孩子有好处，他们哪能舍不得掏钱呢？而孩子最后成了牺牲品。除了书籍以外，如校服等一切学生用品也都成为商人们眼谗的对象。笔者认识北京某服装厂的一个老板，他说他与北京若干重点中学、小学的校长、副校长、财务科长等都是哥们。他经常请他们出入豪华饭店、歌舞厅，享受包括嫖妓在内的一切服务。这样，他就拿到了设计生产校服的特权，从中谋取了巨额的利润，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了暴发户。难怪人们发现大多数中小学生所穿的校服不仅设计简陋，而且用料粗糙，孩子们穿在身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腐败从赤裸裸的社会上进入到中小学，是一个社会全面腐败的标志。教育界不可能是世外桃源，教育界的小气候受外界大气候的影响和支配，只不过教育的腐败显得更加隐蔽、更加不容易为一般人所发现而已。
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沉重的书包则说明教育体制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不是启发智力、保存个性、鼓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而是填鸭式地灌输知识的教育。灌输的知识不是鲜活的知识，而是僵化的、过时的、无用的、有害的知识。学习本来是人类的一个天性，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就有追求真理的渴望，这种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残酷地压抑这一天性，用所谓的知识来把小孩的自信心压垮。当学习成为一种苦役的时候，学习的意义也就全部地丧失了。当一篇优美的散文被老师解剖成若干个段落的时候，当阅读变成了对词语的死记硬背和完成许许多多道习题的时候，即使是最富有挑战性的语文教育，也枯燥无味、面目可憎。“教学相长”成了《论语》时代的神话。“教”吞没了“学”，不再有真正的平等交流，只剩下盛气凌人的“教”。
教育蜕化为征服、压迫和强暴。那么多的所谓参考书，实际上都是垃圾。苏格拉底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知识，一种是坏的知识，孩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坏的知识所污染、所控制，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教育的问题看上去似乎比中国社会现存的工人失业、国企亏损、农民负担、环境恶化等显在的问题小和轻，实际上却比以上的若干问题大和重。可惜的是，能够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人太少了。整整一代新人的腰被压弯了，他们还能肩起我们民族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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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学校
1998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广州金雁小学教师挥鞭抽打学生的事件。5月20日上午，该校语文老师梁禧颜要学生蔡朝林背书，嫌蔡声音小罚他上台立正。梁老师恶声恶气地问小朝林家庭作业是不是独立完成的，小朝林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梁老师立即当着全班所有人的面责骂他说：“你以前写字从来没有这么认真，一定是你姐姐代做的，还不快老实交待！”接着，梁老师挥起手中的教鞭，朝年仅8岁的小朝林的头顶连抽两鞭，小朝林痛得大哭起来。梁老师还想再抽，看到有鲜血从小朝林的头上流出，并很快滴到校服上，慌忙停手，并回宿舍找出一瓶万金油为小朝林涂抹伤口。随后，梁将小朝林沾有鲜血的短袖校服换下，找出另一件给他换上，并将带血的那件带回去用水洗净后晾起，下午晾干后再让小朝林换上。中午吃饭时，梁又买来一袋鱿鱼丝给小朝林吃，并再三嘱咐他不要告诉家长，否则就不让他再上学。这篇报道刊出以后，当事人梁禧颜散发材料为自己辩解，金雁小学的有关领导也大肆攻击记者，如今此事已经对簿公堂。
事情的真假不难澄清，因为事情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切尽入全班同学的眼底。我很佩服女教师梁禧颜“临泰山崩而色不变”的镇定。把学生打得鲜血淋漓之后，她处理“善后事宜”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先毁灭“罪证”，把血衣从学生身上换下来清洗干净，这样就让学生和家长事后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血迹在那里？这可不是你们说有就有的，现在是法制社会，凡事要讲证据。她还很会做思想工作：一方面买鱿鱼丝给小朝林吃，体现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另一方面又对学生进行赤裸裸的威胁——你不许声张，你一说了出去你就念不成书了。而梁老师的聪明与该校校长区宝琼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区宝琼炮制告状材料，诬蔑记者与家长串通，“企图勒索金雁小学10万元”。她将也在金雁小学就读的三年级学生、小朝林的姐姐蔡彩红叫到办公室，强迫这个10岁的小女孩写“当事人证明材料”。由区校长念一句，小彩红写一句。这些行径，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在某时某地曾经发生过。那是在文革的浩劫中，造反派会强迫你“交待”——首先把你定为罪人，你就必须交待。梁老师所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思路：你的作业肯定是让姐姐代做的，你必须交待，你不交待就是坏学生！这套理论是堂而皇之、斩钉截铁的，看起来一点错也没有，实施它的人反而具有一种替天行道的凛然正气。而校长的做法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