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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数量和品种都不多，也没有马德拉酒：这是夸大其词，不过酒是有的。有伏特加、糖酒，里斯本葡萄酒，质量都十分低劣，数量却相当充足。吃的东西，除了蜜粥，还有三、四道菜（顺带说一声，还有煎饼），所有东西都是从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的厨房里送来的，此外，还一下子生了两个茶炊，那是准备饭后喝茶和兑五味酒用的。所有东西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亲自采购的，有一个不知为什么住在利佩韦赫泽尔太太这里的、可怜的波兰人帮着她，他立刻同意供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差遣，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一个早上，他一直拼命东奔西跑，累得气喘吁吁，好像竭力想让人注意到他特别卖力。为了每件小事，他时刻不停地跑去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甚至跑到商场去找她，不停地管她叫“少尉太太”，最后他简直让她觉得烦死了，尽管起初她曾说过，要不是有这个“自愿帮忙的好心人”，她可要完全累垮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性格特点就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她总是赶紧用最美的语言大加称赞，有人甚至会被她吹捧得怪难为情，她会无中生有，用种种虚构的事实往人脸上贴金，而且自己对这一切都完全真诚地深信不疑，后来却突然一下子失望了，跟人家决裂了，对人家横加侮辱，把那个仅仅几小时前还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粗暴地赶出去。她天生是一个爱笑、乐观、对人友好的人，但是由于接连不断的不幸和挫折，她变得那样狂热地希望和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过得很愉快，而且不许他们过另一种生活，以致生活中稍有一点儿不和谐，遭受到什么最微不足道的挫折，都几乎会使她立刻发疯，刚刚还存有最光明的希望，浸沉在最美的幻想之中，转瞬间就会诅咒命运，不管抓到什么，都会把它撕碎，随手乱扔出去，还用头往墙上撞。不知为什么，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也突然受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异乎寻常的尊敬，唯一的原因也许是，着手办酬客宴的时候，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全心全意地决定帮着她张罗一切：她给摆好桌子，拿来桌布、碗、碟以及其他东西，还在自己的厨房里准备饭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要去墓地，于是把一切都托付给她，让她全权处理。真的，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桌上铺了桌布，甚至相当整洁，碗碟、刀叉、酒杯、玻璃杯、茶杯，一应俱全，当然啦，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各个住户那里借来，东拼西凑的，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然而一切都按时摆妥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觉得，事情做得很出色，迎接从墓地回来的人们时，甚至有点儿自豪，她穿得十分漂亮，戴一顶系着黑色新纱带的包发帽，穿一件黑色的连衫裙。这种自豪感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知为什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却很不喜欢，心想：“真的，好像少了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别人就不会摆桌子开饭似的！”她也不喜欢那顶系上了新纱带的包发帽：“这个愚蠢的德国女人这么神气，说不定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房东，是她大发善心，这才同意帮助穷苦的房客吧？大发善心！这倒要请教了！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爸爸是位上校，差点儿没当上省长，有时他家里大宴宾客，一请就是四十个人，像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样的人，或者不如说，像柳德维戈芙娜这样的人，连厨房都不会让您进……”不过她决定暂时不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虽说她已暗暗拿定了主意，今天一定得制服这个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让她记住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的话，天知道她会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人；但暂时只是对她相当冷淡。另一件事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感到气愤：除了总算按时赶到墓地的那个波兰人，邀请过的其他房客，几乎谁也没去参加葬礼；来赴酬客宴的，也就是说，来吃下酒菜的，都是住户中最无足轻重的穷人，其中不少人甚至已经喝醉了，真的，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货色。房客当中几个较为年长和比较庄重的人，好像故意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没来。譬如说，像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任，可以说是所有房客中最有身份的，他也没有来，可是还在昨天晚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就已经对所有人，也就是对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波列奇卡、索尼娅和那个波兰人说了许多，说这是一个最高尚、最慷慨的人，说他有很多关系，又有资产，是她第一个丈夫的朋友，是她父亲家里的常客，还说，他答应要用一切办法为她弄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这里我们要记住，如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吹嘘说，某人在社会上有很多关系，又有资产，这绝不是出于她个人的利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打算，而是完全无私地，也可以说是完全出于一片热情，只不过是因为她高兴称赞那个人，从而更加抬高那个她所称赞的人的身价而已。大概，“这个可恶的坏蛋列别贾特尼科夫”是“学卢任的样”，所以也没来。“这家伙自以为是个什么人呢？只不过是出于善意，这才邀请了他，而且这还是因为他和彼得·彼特罗维奇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又是他的熟人，所以不好意思不邀请他。”那个颇有上流社会风度的太太和她那个“青春已逝、尚未出阁”的女儿也没有来，虽然她们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里总共才不过住了两个星期左右，可是对于从马尔梅拉多夫家里传出的吵闹声和叫喊声，却已经抱怨过好几次了，特别是当死者生前醉醺醺地回家来的时候；她们的抱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然已经知道了，因为每当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和她对骂，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都赶出去的时候，总是扯着嗓子大喊，说他们惊动了“那两位高贵的房客，而他们连给她们提鞋也都不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现在故意邀请“她似乎连给她们提鞋都不配”的这母女俩，尤其是因为在这以前偶尔遇到她们的时候，那位太太总是高傲地扭过脸去，——那么就让她了解一下吧，这里的人“思想感情都更高尚些，不记仇恨，也邀请了她们”，而且要让她看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可不是过惯了这种生活的人。她打算在酒席宴前一定要把这一点向她们说清楚，而且一定要告诉她们，她过世的父亲几乎当上了省长，同时也间接向她们暗示，以后碰到的时候用不着把脸扭过去，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那个胖中校（其实是个退役的上尉）也没来，不过，原来还从昨天早上，他就已经“烂醉如泥”了。总而言之，应邀前来的只有这么几个人：那个波兰人，接着来的还有一个样子长得十分难看、一言不发的小职员，他穿一件油污的燕尾服，满脸粉刺，身上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随后又来了一个小老头儿，是个聋子，眼睛也几乎完全瞎了，以前不知在哪儿的邮政总局里做过事，有个人不知为什么从很久以前就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儿养着他。还来了一个已经喝醉了的退职中尉，其实是个军需官，经常高声大笑，实在不成体统，而且，“你们瞧”，连背心都没穿！还有一个，一进来就在桌边坐下了，甚至没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点头问好。最后又来了一个，因为没有衣服，就穿着睡衣跑来了，这可太不像话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和那个波兰人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推了出去。不过那个波兰人还带了两个波兰人来，他们从来根本就没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儿住过，在这以前，这幢房子里的人谁也没看见过他们。这一切都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感到不快，惹她生气。“这一切到底是为谁准备的？”为了腾出座位来招待客人，甚至没让孩子们坐到桌边，而饭桌本来就已经占据了整个房间；把孩子们安顿在后面角落里，用一个箱子当作桌子，而且让两个最小的孩子坐在长凳上，波列奇卡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应该照看着他们，喂他们，就像侍候“贵族子弟”那样，给他们擦鼻涕。总之，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得已只好格外傲慢、甚至是高傲地迎接所有这些客人。她特别严峻地打量了一下某几个人，做出一副很瞧不起的样子，请他们入席。不知为什么，她认为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要为所有那些没来的人承担一切罪责，突然对她很不客气，后者立刻就发觉了，为此感到十分委屈。
这样的开始不会预示好的结局。终于，大家都坐下来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是在他们刚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就进来了。看到他来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高兴得要命，第一，因为他是所有客人中唯一“有教养的人”，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两年以后他就要在这儿一所大学里当教授了”，第二，因为他很恭敬地请她原谅，说，尽管他很想去参加葬礼，可还是没能前去。她急忙跑过去招呼他，请他坐在自己左边的座位上（坐在右边的是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尽管她忙个不停，不断地张罗着有条不紊地上菜，把每道菜都送到每位客人面前，尽管一刻也不停的咳嗽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呼吸困难，不时把她的话打断，而且，最近这两天这咳嗽似乎已经变成了痼疾，她却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个不停，急于低声向他倾诉心中郁积的感情，述说因为酬客宴办得很不称心而感到的理所当然的愤慨；而且这愤慨时常转变为最快乐和抑制不住的嘲笑，嘲笑在座的客人们，但主要是嘲笑女房东。
“一切都怪这只布谷鸟。您要明白我说的是谁：我说的是她，是她！”说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朝女房东那边点点头，向他示意。“您看她：瞪圆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