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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的犯人都要走经过弗拉基米尔的那条道路。
索尼娅也从椅子上很快站起来，惊恐地瞅着他。她很想说点儿什么，问问他，可是在最初几分钟里她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样说。
“您怎么……您怎么，现在下着那么大的雨，您就要走吗？”
“嗯，要去美国，还怕下雨，嘿！嘿！别了，亲爱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您要活下去，长久活下去，您会有益于别人的。顺带说一声……请您对拉祖米欣先生说，我请您代我向他致意。您就这样对他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向您致意。一定要对他说。”
他走了，只剩下了索尼娅一个人，她惊讶、恐惧，心情沉重而又感到疑惑，可又说不清究竟是疑惑什么。
原来随后，这天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反常和出人意料的访问。雨一直还在下个不停。十一点二十分，他浑身湿透，走进了瓦西利耶夫斯基岛第三干线马雷大街上他未婚妻父母家那所狭小的住宅。他好容易才敲开了门，起初他的到来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不安；不过只要愿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是一个举止态度很有魅力的人，所以未婚妻深明事理的父母最初的猜测（虽说他们的猜测是很敏锐的）立刻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们本以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准是在这以前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因而失去了自制。未婚妻的那位富有同情心而且深明事理的母亲把虚弱无力、坐在安乐椅里的父亲推到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跟前，像往常一样，立刻提出一些她其实并不关心的问题。（这个女人从来不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总是先面带微笑，搓着手，随后，如果一定需要知道什么，譬如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愿意订在哪一天举行婚礼，那么她就会提出一些最有趣、而且几乎是渴望得到回答的问题，询问有关巴黎的种种事情和那里的宫廷生活，只是在这以后才照例谈到瓦西利耶夫斯基岛的第三干线上来。）在旁的时候，这种谈话方式当然会让人十分尊敬，然而这一次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不知为什么却显得特别没有耐心，并坚决要求会见未婚妻，尽管一开始就已经告诉过他，未婚妻已经睡了。当然，未婚妻还是出来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直截了当地对她说，由于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必须暂时离开彼得堡，所以给她送来了一万五千银卢布票面不同的纸币，请她收下这笔钱，作为他送给她的礼物，因为他早就打算在结婚之前把这一点儿钱送给她了。当然，这样的解释丝毫也没能说明，这礼物与立刻动身运行，与一定要冒雨在深更半夜来送礼物有什么特殊的逻辑联系，然而事情却十分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就连必不可免的“哎哟”和“啊呀”，刨根究底的询问和惊讶，不知为什么也突然异乎寻常地既有节制，又有分寸；然而对他的感谢却是最热烈的，那位最有理智的母亲甚至感激涕零，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站起来，笑了，吻了吻未婚妻，拍了拍她的小脸蛋儿，肯定地说，他不久就会回来，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虽然流露出孩子的好奇神情，但同时也好像向他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无声的问题，他想了想，再次吻了吻她，心里立刻真诚地感到遗憾，因为他的礼物立刻就会给锁起来，由这位最懂道理的母亲来保管了。他走了，丢下了这些心情异常兴奋的人。然而富有同情心的母亲立刻低声匆匆地解答了几个最重要的疑问，确切地说，就是认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是个大人物，是个有作为的人，有很多关系，是个大富翁，——天知道他头脑里有些什么想法，忽然想要出门，立刻就走，忽然想要送钱，立刻就把钱送给别人，所以，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他浑身湿透，这很奇怪，不过，譬如说吧，英国人比这更怪，而且这些上流社会的人都不在乎人家怎么议论他们，也不拘礼节。也许他甚至是故意这样做，好让人看看，他谁也不怕。而主要的是，这件事无论对什么人一个字也不能说，因为天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钱嘛，得赶紧锁起来，而且当然啦，菲多西娅一直待在厨房里，这可是最好也不过了，主要的是，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这个诡计多端的列斯莉赫，等等，等等。他们坐在那里悄悄地议论着，一直谈到两点钟。不过，未婚妻早就去睡觉了，她感到惊讶，又有点儿忧郁。
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正好在半夜过了×桥，往彼得堡那个方向走去。雨停了，风却在呼啸。他冷得发抖了，有一会儿工夫，他怀着一种特殊的好奇心，甚至是疑问地望了望小涅瓦河里黑魆魆的河水。但是他很快就觉得，站在河边冷得很；他转身往×大街走去。他已经在长得好像没有尽头的×大街上大踏步地走了很久，几乎走了半个钟头，黑暗中，不止一次在那条用木块铺成的路面上绊倒，可他还是怀着好奇心不停地在大街右侧寻找着什么。不久前有一次他从附近路过，在这儿某处，已经是大街的尽头，看到过一家木结构的旅馆，不过相当宽敞，旅馆的名称，就他所记得的，好像是叫阿德里安诺波利。他的推断是正确的，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这家旅馆是个相当显眼的目标，就是在黑夜里，也不可能找不到它。这是一座已经发黑的、很长的木头房子，尽管已经很晚了，房子里仍然灯火通明，看得出里面还相当热闹。他走了进去，在走廊上碰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他问那个人有没有房间。那人打量了一下斯维德里盖洛夫，精神振作起来，立刻把他领到很远的一间房间里，这间房子又闷又狭小，缩在走廊尽头一个角落里，就在楼梯底下。但是没有别的房间；全都客满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疑问地望着他。
“有茶吗？”斯维德里盖洛夫问。
“这个可以。”
“还有什么吗？”
“小牛肉，伏特加，冷盘。”
“给拿小牛肉和茶来。”
“不再需要什么别的了吗？”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甚至有点儿困惑莫解地问。
“什么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
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大失所望地走了。
“想必是个好地方，”斯维德里盖洛夫想，“我怎么不知道呢。大概，我这副样子也像是从哪儿的夜酒店里出来的，路上已经出过什么事了。不过我真想知道，经常住在这里，在这里过夜的是些什么人？”
他点着了蜡烛，更仔细地看了看这间房间。这间小屋竟是那么矮小，斯维德里盖洛夫站在里面几乎直不起腰，屋里只有一扇小窗子；床很脏，一张油漆过的普通桌子和一把椅子差不多占据了全部空间。看样子墙壁好像是用木板钉成的，墙纸又旧又脏，上面已经积满灰尘，许多地方都撕破了，它们的颜色（黄的）还可以猜得出来，可是花纹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了。和通常顶楼里的情况一样，墙和天花板有一部分是倾斜的，不过这儿的斜面上边就是楼梯。斯维德里盖洛夫放下蜡烛，坐到床上，陷入沉思。然而隔壁一间小屋里说个不停的、奇怪的喃喃低语，有时竟会提高声调，几乎像在叫喊，这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从他一进来，这低语声就没停止过。他侧耳倾听：有人在骂另一个人，几乎是哭着责备他，不过听到的只是一个人的声音。斯维德里盖洛夫站起来，用一只手遮住蜡烛，墙上一条裂缝里立刻透出灯光；他走近前去，开始张望。在比他这一间稍大一点儿的那间房间里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没穿常礼服，有一头异常卷曲的鬈发，红通通的脸，神情十分激动，站在屋里，姿势活像个演说家，叉开两腿，以保持平衡，用一只手捶着自己的胸膛，激昂慷慨地责备另一个人，说他是个叫化子，说他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捞到，说，是他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的，什么时候想赶他走，就可以赶他走，还说，这一切只有上帝知道。那个受责备的朋友坐在椅子上，看样子像一个很想打喷嚏、可又怎么也打不出来的人。他偶尔用浑浊的羊眼睛看看那个演说家，但显然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甚至也未必听到了什么。桌子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桌上还摆着一个几乎空了的、装伏特加的细颈玻璃瓶，几只酒杯，一些面包，几只玻璃杯，几根黄瓜和一只茶早已喝光了的茶杯。斯维德里盖洛夫留心看了看这个场景，就漠不关心地离开那条缝隙，又坐到了床上。
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拿着茶和小牛肉回来了，忍不住又问了一次：“还需要什么吗？”听到的又是否定的回答，于是就走了。斯维德里盖洛夫急忙喝茶，想暖一暖身子，喝了一玻璃杯，肉却一口也没吃，因为完全没有胃口。他大概发起烧来了。他脱下大衣，短外衣，裹着被子，躺到了床上。他感到遗憾：“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