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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第四章 居里夫人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３５岁，他谁也不爱。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３５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１８９４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５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居里１６岁就是理科业士，１８岁是理科学士，１９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５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