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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就必须消除小城中这个巨大的、难以动摇的存在。
母亲说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闷热异常。全家人都没有午睡，不知为什么不安地走
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
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
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
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
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
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
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
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
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
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
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
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
外祖父遇害的第二年小城解放了。作为胜利者，父亲接受了人们献花，受到了好多人的
欢呼……但他没有陶醉，很快就投入了更为繁忙的工作，几乎不怎么沾家——母亲说他已经
完全忘记了自己，简直化为了革命肢体上的一个器官。那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的心情时
而沉重时而欢乐，两眼常常闪烁着动人的光。
这种光用不了多久就要熄灭了。奇怪的是他毫无预感。因为一个人如果被理想烧灼着，
心中存有不灭的希望，那么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甚至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件事——我相信
这件事会长久地折磨着他，特别是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
我前面说过，他从小就跟在叔伯爷爷身边，他曾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孩子。叔伯爷爷是省
城的一个大官僚，把他从山里领走，洗去了他身上的泥土，又送他上学，直到把他养育成
人。那个老人和他的夫人都在父亲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是他无可争执的恩人。后来父
亲从他们身边飞开了。当平原地区的战争到了决定关头时，叔伯爷爷亲自策划了几次大的行
动，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是一种宿命，那个老人在一次回乡时竟然被俘了。这在
当时是一件大事，父亲受命参与了对自己叔伯爷爷的审判。
结果可想而知。叔伯爷爷被处决了。据母亲说，行刑前夕爷儿俩谈了一次话，两个人看
上去都还平静……其实谁都明白，整个平原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老人的生命，他
就是我的父亲。可他没有那样做。
这就是一个处于特殊时刻的人：纯洁而残酷。他深深地爱着、恨着，走到了一个极端。
可是他想不到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捕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全城的人，因为这
太突然太出乎预料了。他搅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查清的案件中，据说这个案件水落石出那天就
可以解释一切：黑暗年代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失踪、斗争的失利、计划的破产……这是不
可能的，因为逮捕父亲大半只是出于臆测，或出于更大的阴谋。反正我相信母亲的话：
她当时就认为父亲是无辜的。父亲永远不会背叛。是他的忠贞使他逼近了这样一个结
局。
从此我们家走入了恐怖时期。大院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断涌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他们大半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母亲日夜哭泣，后来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劝导她、安慰她，请医生为她诊治……今天我
想：外祖母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着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儿，
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啊！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后悔的是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尽快地离开这个大院，也没有把父
亲的东西转移出去。不久一些人驾着马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几代人积存的东西往车上装。
外祖母疯了一样奔跑，伸手拦他们，说这是先生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拿走。领头的冷笑
说：先生算什么？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为那时已经不能叫“老爷”了。天哪，一个为小城的解放
忙碌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在胜利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了。外祖母坐在了院里的方砖
地上，不吱一声。她似乎明白了，胜利者即幸存者，他们要背叛和遗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
们为所欲为，只要有个借口。
现在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个大院出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刚刚被捕，因而这里要全面清
查……我们一家是献出了生命和鲜血、献出了全部热情的人，可怜的我们直到最后才明白：
我们不是胜利者。
那一次马车究竟拉走了多少东西，已经无法统计了。有人说整整拉了十二车，有人说更
多。反正当时都害怕、愤怒、惊愕，顾不上其他了。东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个管委会，大
部分堆在一个大砖屋中，后来可能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一部分。
妈妈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为严酷的时候反而挺住了。她安顿好自己的母亲，一个
人去见城里的司令官。司令官对她还算礼貌，耐心听了她的陈述。妈妈主要指出自己的父亲
属于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我们既然胜利了，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一切。司令官觉得有道
理，但又认为我父亲的东西（它们有可能是罪证）与外祖父的东西并非一下子可以分得清
的，所以暂且一并收起——归还的日子嘛，指日可待。
妈妈抱着一线希望归来了。
结果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回话来，让去人认领东西。外祖母和母亲都去了，领回的都是一
些外祖父穿过的旧衣服，不太值钱的老式家具。要知道外祖父当年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全部
积蓄都用在了新医院的创立上，当时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贵，有不少需要直接进口。妈妈
说这些药品的一大部分都在暗中运给了革命队伍……令人欣喜的是几乎所有书籍都拉回来
了，这一点让妈妈高兴。她说：从那时起她就明白了，掠夺者是些不读书的人。
我知道外祖父、父亲，还有那个同样不幸的“反动政客”，据说是心慈面软的父亲的叔
伯爷爷，都是些读书的人。
他们不停地读。我那时觉得母亲在把人划分成“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而不仅
仅是分成“好人”和“坏人”。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划分人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善
良的人”和“凶狠的人”、“单纯的人”和“复杂的人”、“纯洁的人”和“污浊的人”、
“卑劣的人”和“崇高的人”……要划分起来真是没完没了。
这个大院从那时起就不适合居住了，尤其是只剩下一些女人的时候。这儿有着太多的往
昔的气味，令人心疼的怀念和追忆日夜噬咬人心。外祖母和母亲都盘算着怎样离开这里。
这显然是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指示，说要没收（也说是征用）这个大院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三分
之二的房子。从实用方面说，这时人口少得可怜，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了；但这只是另
一个问题。无缘无故地掠夺，而且是对待那样一位老人的遗产，真让人气愤。妈妈这一次又
挺身而出了。
经过妈妈出面反复交涉，有关的机构正式回答我们，这只是暂时“征用”，它的所有权
仍属于我们——“你们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现在胜利了……”回答母亲问题的那个人在正
式宣布了决定之后又这样不解地追问一句。
妈妈无言以对。是啊，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那的确是无用的。至于说“胜利了”，妈
妈是颇不同意的，就随口说了一句：“是你们胜利了，我们没有……”
是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被排除在胜利之外。好像历史不断地说明：有的人只是为了胜利
而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但胜利是与他们无关的。这有多么奇特啊，这种怪异的道理直到现
在还让我费尽琢磨。
我们全家被赶在剩下的几间房子里；为了与之有个区别，他们就在房屋之间垒了一道
墙，原来的后院小角门就成了我们一家的大门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父亲被捕不久，常住我们家的那些人就先后离开了。他们严格讲在此之前也不算什么仆
人。因为外祖父是不容许有主仆之分的。他在主持了大院事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
们分发钱币和东西，让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一份生活。后来只有两个人没有走：一个是本家
的婶婶，另一个是外祖父搭救的孤女。她们都没有家。外祖父的遇害除了使外祖母和母亲痛
不欲生之外，受到致命打击的就是本家那位婶婶。她说“我要随先生去了”，几天之后就服
毒自杀了。
这位婶婶叫淑嫂，我当然没有见过。听外祖母和母亲讲，她是一位无比温和宽厚的女
人，善良到了极点。她的男人从很早起就消逝在东北，她一直守寡。她长得极为白皙，个子
高高的，头发墨一样，一双眼睛像两汪水。母亲一提起她来就流泪，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