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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讲话中，他说出了一段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这段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②。
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他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③。
这些话很清楚：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
在政治上，同他过去多次所说的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排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们决不能手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最后，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的讲话在夏初的《人民日报》发表后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了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着邓小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的成功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定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把邓小平比喻成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把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加速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会最后一天，当邓小平在邓榕小心的搀扶下缓慢地经过会见大厅时，他完全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邓小平没作任何发言，也没呆很久，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对这位总设计师的热爱比对舵手毛泽东更胜一筹。代表们将会很想念他。因为，代表们知道，有许多人帮助过邓小平设计过中国现代化，并创建起一套基础理论，但是，他们也知道邓小平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如果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将会怎么样？确实，在新的领导层中，或者说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无论在声望、经验或能力方面，没有任何人能与邓小平相比。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③同上书，第375页。
结论 邓小平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他去世以后，中国又将会怎样呢？
邓小平的第一项成就是担任了中国的领导职务，这也是他取得其他成就的前提条件。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年轻是他的最大优势；当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时，他比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要年轻五岁甚至更多，所以他能活得比他们长。但是20、30年代，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远远落后于他们，甚至不如与他同辈的一些人，如陈云。1945年以前，他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已经四十多岁了。1952年他从四川调到北京时，在新的国家领导人当中，也不是排在前几名。尽管1956年以后他被迅速提拔，当上了总书记，并没有人将他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了，大家以为他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更不用说超过周恩来、林彪或其他毛泽东的革命战友了，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的确应归功于毛：1968年他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1972年他接受了邓小平请求复出的要求，决定让邓复出。当然，这也不排除邓的政敌的愚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邓本人的优秀品质。他坚强、不屈不挠，并结交了很多忠诚的朋友。从1976年他再次失势到当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四人帮”一直无法对他下毒手，就是因为他的朋友保护了他。
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取得的两大成就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中国引入了国际生活的主流。在经济发展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并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经过二十年的革命，人们渴望安定与经济发展。是他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党中央有可能把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也是他的讲话促使中央委员们当着华国锋的面否决了“两个凡是”，并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消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方法上，邓小平的贡献不多。他是第一个提出“对外开放”政策的，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且使经济特区成为开放政策的最有力的证明。但具体的细节问题，他总是交予其他人去办。这样或许比较好。
邓小平所提倡和推动的改革，虽然脚步还有些蹒跚，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从1980年到1992年的十三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8％，这一发展速度同亚洲“四小龙”相当，并远远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发展速度（1992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比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快6．4％，如果这一速度保持不变，十一年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三百八十亿美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中国从一个外贸活动很少的国家，进步到以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所吸引的外资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到1990年，外国资本已在中国兴建或扩建了三万多家企业，总投资超过了二十亿美元（还有更多的资金已签订了引进合同）。诚然，在内地一些省份，人民的生活依然很贫困，但就是在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也已有了改善。
经济改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通货膨胀。1988年到1990年，国家零售商品的物价指数也在上升，这与1989年的政治动乱不无关系。1992年国民经济再度增长，创造了年增长10％的好成绩，但是却又出现了新的通货膨胀。第二个问题涉及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把许多产品的征税权下放到了省，因而使得各省的上缴国家的税收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979年的47％下降到1990年的16％，远远地低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第三个问题涉及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要负担所有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的各种福利，而且经常要按照很低的固定价格出售产品，因而，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1990年，国有企业亏损高达二百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
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同苏联和东欧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领导结束之后所产生的动乱相比，这些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那么，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成功的秘密何在呢？有三点可以指出。第一，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和商业。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粮食和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极大地丰富起来，从而为城市改革创造了条件。第二，在实施价格改革的过程中，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具体的做法是对那些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企业进行耐心的劝说，而不是强迫他们投身竞争更为激烈的经济领域。消费者也没有因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而反对改革。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点是18．5O％（1988年），苏联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是91％，而且以后更为严重。第三，置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后。这当然令很多人感到失望（因此造成了1989年那场可怕的悲剧）。但这也表明，国家仍然可以控制那些不赞成改革的人，诸如计划经济体制下负责制定计划的人和享有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的大型企业的工人，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伤害。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报纸、工会或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在党内施加他们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将会被党内相对的压力化解。换言之，整个改革计划不会因外在的政治活动而被迫停止，也不会因此而被迫修改可能对社会某一特殊团体非常不利的一些计划，即使是那些最不受欢迎的改革计划，也能继续加以实施。
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所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很仁慈。不是的。也不是说，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其他的领导人希望将来有朝一日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会被多党制和行政与立法机构的竞选所代替，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说，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实施，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秩序。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地实行民主，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彻底地实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