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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⑧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