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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崐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上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围棋无所不精。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口子了。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士大夫太过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挑剔。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江南一带长期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所以大为恼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赫崐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16'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16'梁武帝真心崇尚文章礼乐,对刑法则疏远忽视。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的官吏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象市场出售的商品一样,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很多。大约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每年多达五千;判罚劳役的人各自运用技巧服役劳作,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如果有人病了,就暂时为他解开枷锁,这以后,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此得到优待,没有能力行贿的人就会加剧痛苦。当时,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遵守法规。武帝年纪已老,满足于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又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就一天不高兴,有人密谋反叛朝廷,事情被发觉后,他也哭泣悲伤一番并且原谅了这个人。由于这样,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有人在都城街道于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杀死,有人在夜晚时分公开抢劫,有罪在身的逃命之人,藏在王侯家中,有关官吏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深深知道这些弊端,由于沉溺于慈悲仁爱,也不能禁止这些现象。
'17'魏东阳王荣为瓜州刺史,与其婿邓彦偕行。荣卒,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杀康而夺其位;魏不能讨,因以彦为刺史,屡征不至,又南通吐谷浑。丞相泰以道远难于动众,欲以计取之,以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
'17'西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与他的女婿邓彦一同前往瓜州。元荣死后,瓜州最有威望的大姓人家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做刺史。邓彦于是杀掉了元康,篡夺了这个职位。西魏无力讨伐他,便任命邓彦为瓜州刺史。但多次征召他,他都不来,又与南面的吐谷浑勾结。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离瓜州路途遥远,很难兴师动众地讨伐他,便想用智谋征服邓彦。他派给事黄门侍郎申徽担任河西大使,密令申徽算计邓彦。
徽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遣人微劝彦归朝,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留计;彦信之,遂来至馆。徽先与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谋,执彦于坐,责而缚之;因宣诏慰谕吏民,且云“大军续至”城中无敢动者,遂送彦于长安。泰以徽为都官尚书。
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前往瓜州,来到了瓜州后,就住在宾馆里了。邓彦见申徽没带什么随从,没有怀疑他。申徽派人暗中劝说邓彦归顺朝廷,邓彦不听从劝告,申徽又派人表示赞成邓彦留在瓜州的计策。邓彦听信了这些话,于是崐来到申徽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