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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光墉(1823—1885 ),字雪岩,安徽绩溪人。
《灯火楼台》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接续《胡雪岩》和《红顶商人》的一部长篇系列小说之第一部。作者在书中继续讲述胡雪岩的传奇经历。
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镇压捻、回起义,为其筹措军饷、购办西洋新式火器、运送军前药品,所以,得左宗棠在“收功”之后的出奏保举。由于胡雪岩的“殊功”,朝廷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顶戴用珊瑚,赫然成了一名“红顶商人”。由此,官助商势,胡雪岩的发展,亦达到了巅峰。
胡雪岩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靠捐纳与“殊功”所获的高官身分,活动于商界和官场,结交上层人物,并以官场中互相倾轧、利用的复杂关系、为左宗棠向英、德两国外商一次借银数百万两,以应支出浩繁的军费,从而多得左宗棠的庇荫。由于精细的买卖,胡雪岩往往一夕之间,获利巨万,时称“财神”。于是,他大兴土木,营造庭园,规模甚巨,并纳多房姬妾,生活腐化,不堪言状。然而,树大招风,己遭非难,终于,在商事达于鼎盛之际,胡雪岩面临了危机。
高阳先生于《灯火楼台》之后的《萧瑟洋场》( 《灯火楼台》之二,亦为本公司出版)中,讲叙了胡雪岩在发展至巅峰之后,所面临的如履薄冰、危机四伏的处境和开始衰落的过程。
前记同光年间有“财神”之号的胡光墉,与王有龄、左宗棠遇合之奇,为拙作《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主要题材小《灯火楼台》接续《红顶商人》,,写胡雪岩的结局。
胡雪岩事业的颠峰,亦正是左宗囊“西征”收功,新疆底定,晋封二等候,一生勋业的巅峰,时在光绪四年春天。
饮水思源,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援之功,左宗棠的“西征”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因此,这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举他的“功劳”。 计九款之多。 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亦须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胡庆余堂”,规模宏大,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历年,西征部队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辟瘟丹”、神曲“、”六神九“之类的成药,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创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雪岩捐解。
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采运局,转运输将毫无延误,再次是经手赚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随时采购,运至军前,左宗棠认为“新疆速定,虽已兵精,亦由器利”。
最后一项最重要,即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借洋债及商债,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之外,各省的“协商”,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响未到,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多由胡雪岩代垫。湘军、淮军多曾出现过索响哗变事件,只有西征之师从不“闹响”。
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囊认为“实与前敌将领无殊”,事先曾问过胡雪岩,打算得个什么奖励?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所以奏折中请子“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奉旨准如所请。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问的盐商,有戴红顶子的,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只有一个胡雪岩。
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觐,“仗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及陕甘总督的差缺,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派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他从甘肃启程时,曾专函胡雪岩,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可是……
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
一出将人相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斯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
“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
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没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干十年,官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椎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人朝以后的境遇,“帘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玉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民起义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
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夏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走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饮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议,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偿付“兵费”五百万卢布,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呐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廉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延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