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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唯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忍，因为赌注总有赢的可能，但他们却永远赢不到什么，即便打胜了，赢的是外国主子，还有作为中介商的本国官僚，自己至多暂时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样的战争，连一点爱国主义的欺骗都没有，连一点道义愤怒的伪装都不要，一切只是因为雇佣，却不知道雇佣者的姓名和主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座城堡为了一个女人都有可能。
这是一场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作了棋子。
说起来这样的战争真是纯粹，只可怜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刀剑剌向同胞，杀喊和惨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种语言，与双方主子的语言都不相同。可能，侧耳一听那喊声有点熟悉，定睛一看是久未谋面的亲戚，但刀剑已下，喊声已停，只来得及躲避那最后的眼神———这种情景，应该经常都在发生。
经过几百年这样残酷的训练，我相信这个族群必然会淡漠理义和感情。这在瑞士的思维领域和创作领域都能看出一点踪影。
这种训练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逻辑行为，不再是纯粹的忠诚。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从来不对贴身卫士精挑细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罗马教廷的规矩经常修改，他们的多数行为方式也已紧贴现代，唯有教皇的卫士，仍然必须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里，瑞士早已不向其它地方输送雇佣兵。这是血泊中的惊醒，耻辱中的自省，他们毕竟是老实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断，不仅不再替别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干脆彻底地拒绝战争。
他们太熟悉战争又太不熟悉战争。熟悉的，是刀刃血拼；不熟悉的，是战争的发动及其理由，战争的推进及其计谋，战争的结束及其善后。严格来说，他们还不大知道如何为自己而作战。
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其实，他们原来也一直中立着，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佣他们，他们没有事先的立场；如果有了立场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转变，多么麻烦，因此只能把放弃立场当作职业本能。
从接受战争的中立，到拒绝战争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体心理实在是战争心理学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机会，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纔和资金的避风港。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也许，这是战神对他们的补偿战神见过太多瑞士兵的尸体，心软了。
那年月瑞士实在让人羡慕。我曾用这样几句话描述：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
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锺楼，形体不像别的锺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锺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锺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锺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锺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Ｅ＝ｍｃ２；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Ｏ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锺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锺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Ｋａｒｓｈ，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纔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纔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Ｏ五年惊天动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Ｏ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