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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
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
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引起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井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劝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多伊尔海军上将发言说，这个作战行动至少“不是不可能成功的”。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则感到自已的担忧已不复存在。甚至在所有的人中疑虑最甚的谢尔曼海军上将，按乔伊的说法，“也几乎被说服了”。总司令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与谢尔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闯的讨论，终于说服了谢尔曼。在与麦克阿瑟私下讨论之后，谢尔曼说，“但愿我也有同那个人一样的信心。”
当然，仅仅有信心还是不太够的。现在还必须争取政府的赞同，使其允许我们把整个总预备队拿去孤注一掷。
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九月十五日（登陆行动开始的日期）只有两小时的涨潮期，超出这段时间，登陆舰艇就会在泥滩上搁浅丧失战斗力；暂编第1陆战旅必须从处境十分危急的釜山撤出来补充第l陆战师；运输舰船不足；这次靠北面采取的包围迂回行动过于深远，不大可能很快解除南部战线的部队受到的压力；一次台风也许正在形成——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肯定能达成突然性，而这又是一切两栖登陆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北朝鲜人决不会料到美国人会于出这种“无法做到、愚蠢透顶的”事情（可笑的是，那一年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人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
国防部长路易斯·纳翰逊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铬铁行动”这次五千比一的赌博，终于获准付诸实施了。正当釜山环形防御圈里被围困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设法避免近在咫尺的灾难时，战区司令开始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将彻底击溃敌人，保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这次行动与一七五九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的突击非常相似，那次突击指向了敌人“以为”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
“铬铁行动”的第一个步骤是对港湾附近的岛屿进行侦察，这些岛屿控制着狭窄的海峡。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