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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标记。
共产党领导决定抵制我们分散他们力量的做法。他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燃烧瓶。有一个战俘营，他们甚至在大门前挖掘了一条堑壕，决意在那里进行抵抗。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博特纳的部队。六月十日，他们开进了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拒绝让其人员分编成小组以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联合国军部队使用催泪弹（使战俘秘密贮藏的汽油着了火）和步枪，有条不紊地平定了进行抵抗的集中营。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终于停止。一百五十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十三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但是，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俘虏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五百或略少于五百，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
当停战谈判继续进行时，在各个集中营中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危险事件。但是，唯一的一次重大骚乱事件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生在峰岩岛的事件。当时，死硬的共产党员战俘企图组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结果造成八十五名战俘被打死，一百多名被打伤。这一行动发生不久，共产党分子准备的一份关于这次暴乱的手抄的总结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
“我们的战友，”总结写道，“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五月十二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上将乔伊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十六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五月二十二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这时，战场的情况变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为相似：挖掘了许多深深的掩体、堑壕，设置了防护铁丝网，警戒阵地绵亘不断，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警戒阵地上。
随着敌人加强其炮兵的力量并不断提高其炮兵的数量和效率，夺占可用以观察的制高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沿警戒阵地进行的战斗常常打得很残酷，很顽强。七、八月间，由于暴雨的缘故，曾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
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炮火之下尸横遍野。
在我空军和海军不断进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的情况下，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某一天，有四万五千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十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九万三千发炮弹的纪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这时，他们已能做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由于实施了范弗里特新制定的紧张的训练计划（这是一项他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计划），南朝鲜军队已经发展成一支能打仗、有信心的战斗部队。这样，范弗里特才得以将他们使用到各个防御地段上。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前线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成了南朝鲜部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部署在前线进行防御的十六个师中，南朝鲜师占十一个，美国陆军师占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一个，再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师。还有一些南朝鲜部队曾用于加强美军的一些师，如美军第1陆战师得到了一个南朝鲜陆战团的加强。范弗里特掌握的预备队中有一个南朝鲜师和三个美军师。
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调整了部署，在前线增加了十二个南朝鲜师和联合国军的八个师。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放到了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带内。在这里，敌人曾不顾一切发动过一次进攻，企图突破主要抵抗线，夺取我制高点上的警戒阵地。此时，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七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勤务部队和警卫部队。沿着犬牙交错的战线与他们对峙的是将近一百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前线，部署有中国七个集团军和北朝鲜两个军，总兵力为二十七万人；预备队由十一个中国集团军和一个北朝鲜军（共五十三万一千人）组成。
一九五二年的空战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前所未有的规模。八月二十九日，第5航空队对平壤进行突袭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其中包括陆战队、空军、海军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后，作为敌补给中心、维修基地、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地域以及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北朝鲜首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敌人对这次升级的轰炸所作出的反应是急剧增加了米格截击机的出动数量，以对付我们的“佩刀”式喷气机。但是，我们受过优越训练的飞行员保持了制空权。一九五二年九月，第5航空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六十四架米格—15飞机，自己仅仅损失了七架“佩刀式”喷气机。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全线的战事变成了小规模的巡逻行动和袭扰性进攻。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敌人似乎专门采取一些伏击行动。我们的巡逻队常常发现敌人埋伏在深谷和山坡的丛林中。尽管双方明显处于相持状态，但整个战线仍不断发生伤亡。在防御作战中，要想坚守阵地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根本不行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增加这点有限的兵力不可能迫其向北后退。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实施积极防御，仍须将敌人阻止在距我主要防线适当距离之外，而且，还须限制敌人加强其防御力量。在这种战斗中，还必须保持作战部队的进击精神，因为一旦斗志松懈，就会使部队完全丧失警惕，部队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总要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警戒阵地，使敌人无论得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夏季，整个战线的许多关键性高地曾数次易手。当时，为夺回一些被敌人暂时夺走的阵地，我们在此次战争中最强大的炮火集中支援下，在猛烈的空中突击配合下，曾坚决地实施了多次反冲击。有几个警戒阵地我们认为不值得花费代价再重新夺回来。不过，总的来说，从黄海之滨富庶的平原到日本海的崎岖海岸，我们的整个防线防守得很牢固，有些地段甚至还得以稍稍向前推移。我们逐渐使中国人体会到，他们用任何部队都无法使停火线向南推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战斗的规模再次缩小，变成了双方沿警戒阵地巡逻的、双脚冻僵的巡逻队之间的冲突，只是第8集团军为防止敌工事构筑得过于坚固才偶尔对中国和北朝鲜阵地发起十分猛烈的袭击。在突然同时实施集中的炮火袭击和密切协同的近距离空中突击之后，位于各个地带的联合国军小部队就会立即出动，捕捉、击毙和赶走敌人，然后将其工事破坏。春天的气息刚刚返回大地，敌人便开始反击（在朝鲜，春天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烟草）。这时，第8集团军换了一位新的司令，即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他替换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即将退出现役。
战斗首先在西部地段重新打响。中国人力图通过进攻美第2师和第7师控制的高地在西部地段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他们穿过了地雷场和铁丝网，把防御者赶下了山头，几乎在这一地区达成突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是在我们的多次反击下他们才撤了回去。我们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又遭受了重大伤亡。
在第7师防御地段上，即铁原西北，中国人在付出大约七百五十人生命的代价后夺占了一个设在一座山头上的主要防御阵地。再往西，他们为迫使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