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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最终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动”原先的目标是汉城东北面的一个宽大突出部“爱达荷线”,左翼第1军和最右翼的南朝鲜部队主要是坚守各自的阵地,第9军和第10军则强渡汉江,进入可以对首都汉城形成包围的位置。由于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而我们却未能做到大量歼敌,因而我扩大了这次作战的规模,令第1军以临津江为目标,向西运动。临津江往南流经“三八线”,尔后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黄海。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将第187团战斗队和两个别动连空投到汉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城镇波山的附近,希望通过阻止敌军沿汉城——开城公路运动来包围敌军的大部队。第l军一支装甲特遣部队被作为“铁锤”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砸垮。然而,敌军已经撤走,我们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至临津江。接着,我们的下—步行动便是往东派出空降部队,夺占美第3师当面之敌背后的高地,以图在另一次行动中将敌大部队夹在“铁锤”与“铁砧”当中。这一回是天气坏了我们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军坦克陷入泥潭。我们只得将坦克撤回汉城。
另外,当第187团战斗队抵达制高点时,敌人已经撤往更远的北方了。
现在,我们抵近了“三八线”,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再次越过那条莫名其妙的界线(这条线既不能防守,战略上也不重要)。这一次,华盛顿认为,这是纯军事性的问题。因此,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后,我决定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满足,而且,我还想使敌人得不到变更部署、补充兵员的时间。整个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春节攻势,忙于在其当前阵地的大后方集结兵力。有鉴于此,最好还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不能坐等敌人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采取了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行动,以进抵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该线基本上与“三八线”平行,在“三八线”以北,但是,在左侧,它却沿着婉蜒曲折的临津江延伸至海边。
这条新划定的目标线包括了十英里宽的水障华川水库。以前,汉城的用水和供电依靠这座水库。但是,这座水库对我军北汉江下游的阵地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有可能炸毁水库大坝,使北汉江江水泛滥。我们朝新的目标线推进时遭到敌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当地形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掘壕固守;当地形便于我快速推进时,他们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条件极差,道路稀少,有许多悬崖绝壁。但是,我方部队还是得以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队全部抵达“堪萨斯线”。
在右翼,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在朝着目标线推进。这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好几个水闸。一开始,敌人的这一招似乎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校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l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仍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宫举了这样一个实例。
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l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钩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宫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