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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纫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睬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人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许多长长的纵队源源不断地再次开往北方，去支援前线的部队，尤金·林奇说，“您显然使这支军队在为您作战了，将军”。他们确实又在作战了，但不是为我在作战。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是怀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战，决心避免再次遭受一个月以前的那种沉重的打击。他们这次重返前线是要采取美军一贯的做法：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后来的情况证明，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林肯诞辰前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四阶段的攻势，企图象他们电台每天广播的那样把我们撵入大海。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
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
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l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祝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
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宇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今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
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