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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l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策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l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面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末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面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摸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拆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
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都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