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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平平点点头。眼前这位庄韬是经常接受记者采访的，所以她的身份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可他对接受采访还是有热情的。“庄校长，听谭秀妮讲，您前天还和她谈过。”
是吗，她怎么说的？……我是搞教育的，应该关心她。我坐过十几年监狱，对罪犯和罪犯家属的心理又作过研究，说起话来可能更容易打动他们吧。他讲开了，很谦虚，又显得很自信，嘴唇翻得很厉害，露着大舌头。
谭秀妮是不是典型？是，很有意义的典型。全国有多少罪犯？ 几十万，一百万？这个问题大不大，复杂不复杂？复杂。现代社会的犯罪在各国都是大问题。可说复杂又不复杂，一个谭秀妮能改造一个罪犯，如果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谭秀妮呢？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定要树立谭秀妮这样的典型。可现在典型遇到了问题，她要离婚了，半途而废了，夭折了，该怎么办？
点烟，抽烟，显出一点炫耀和自负来。
我们的许多干部——区里就来了不止一个人嘛——就知道保典型，就知道讲大道理，什么珍惜荣誉了，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了，有什么用？他们不懂得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理解人，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说半天空对空的道理有什么用？
“那您是怎么谈的呢？”黄平平感兴趣地露着微笑，心里完全是另一个态度。
我前天去了，进门先看了看屋里，床上的老人孩子，停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感叹了一句：秀妮，你日子挺难啊。就这一句，她眼睛湿了。我和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一下缩短了距离。和任何人谈话，开头一句很重要。头是开好了，可缩短距离并不等于消除距离。我坐下了，又接着说：你现在不要听他们说三道四的，该怎么安排今后的生活自己拿主意。日子是你自己过，又不是他们替你过，只有自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她和我更靠近了，觉着我真正为她着想。这从她表情就看出来了。她看了看我，低下头，半晌说了一句：庄校长，您说我该咋办？我一听就知道：她也正矛盾呢。我不着急，想了想，说：我不能替你下这个决心，不过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几种前途。我对谭秀妮还是那个原则：从为她考虑的角度出发。你一离开这个角度，她马上会对你有戒心的。当然我有我的立场，教育者应该比被教育者站得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且一定要让她这样觉得。这是辩证的统一吧。
一种前途，我对她讲，你不离婚，这样拖着一老一小，背着债，熬上十八年，一直等乐天明刑满出狱，这期间的苦我不说你也知道。要是乐天明出狱后再不改邪归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一说完，谭秀妮就低着头咬住下嘴唇了。这种前途她是早考虑过的，只是别人都不和她讲明。这明摆的事，你不讲，再说多少好话，有什么说服力？不是骗人吗？第二种前途，我说，离了婚，甩掉那些债务，找一个老实的男人成个新家，另过生活。可能好些。当然，能不能找下合适的也很难说。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也很难估计。另外，你在精神上也要准备承担几方面的压力：一个，传统道德舆论对你的攻击，不过，你可以不理睬它；一个，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你的失望，因为他们过去都被你的事迹感动过，你不是收到过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吗？那会对你有些压力吧？还有一个，你对乐天明、对孩子多少会有一些自疚吧？我讲完了，她的头垂得更低了，手慢慢捏着衣襟。我心里明白，这又说中了她。我对我的工作已有了十成把握了。
那第三种呢？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低声问道。她问，我才说，我等着她问。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艺术。你想说的真正结论，一定要等到足够的火候才说出来。要不对方会有一种强加给他的感觉和抵触心理。第三种，我说，是这样的：你下决心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他痛下决心，悔过自新，努力接受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一定会减刑的，减成十年八年甚至更短些，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为了感召整个社会向你这个典型学习，会这样的。另外，政府一定会考虑到你的生活困难，譬如会想办法给你安排正式工作，我就可以帮你向市、区领导呼吁。这样，经过一段坎坷，你和乐天明各自战胜了自己，再重新团圆时一定会非常恩爱的，你这辈子也真正为社会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这种可能性大吗？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问。我这时更不着急了，停顿了一下，才说：可能性有，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多努力争取一分，可能性就多一分，如果你尽全力，大家也都来帮助，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了。她不说话了。我也不再多说了，我知道我的工作成功了。
“那您认为她不会离婚了？”
“是。”
“可这难道是她最好的选择吗？”
“这应该从整个社会的需要来看，社会需要她这样选择。”
黄平平不说什么了，她可不是这种观点——恰恰与这相反。她要写篇轰动的文章，就是要反对这些传统。 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个对“教育艺术”充满自我欣赏的庄韬有一种反感。
当她起身告辞，准备再回去采访中医屠泰时，东院里突然哭喊声一片，人们纷纷沓沓向那儿涌去。
死人了。
第二十三章
黄平平不说什么了，她可不是这种观点——恰恰与这相反。她要写篇轰动的文章，就是要反对这些传统。 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个对“教育艺术”充满自我欣赏的庄韬有一种反感。
当她起身告辞，准备再回去采访中医屠泰时，东院里突然哭喊声一片，人们纷纷沓沓向那儿涌去。
死人了。
她离开了凌家的独家大院。
坐北朝南的小二层楼像张下巴肥胖凸垂、眼睛阴森眯缝的方脸；楼前阴魆魆的葡萄架像个可怕的方形洞穴，大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左右两排平房硬邦邦的，像石头人伸出的两条手臂。整个院子像个石化了的凌汉光，又像是黑色的大簸箕，把她簸进来，簸了一身垃圾，又簸出去。
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空房，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里面回响。她不敢左右看，那里面太死寂，太阴沉。自己怯懦孤独的脚步声在每间空房里留下了。以后，每到夜深人静时就会响起来，就会使人发Ｈ媚忝欠｝吧。走廊到头了，红色的大门，死沉死沉的。她开开了，出来了，离开坟场了，面前一片光明。胡同，接着是街道，越来越多的行人，越来越熙熙攘攘，一个活生生的又是陌生的世界。好像是在电影里看着自己在一个挺美好的世界中行走。世界是喧闹的，她是无声的。只看见自己的侧影、背影，树叶一样飘着。
金象胡同一号。迎面第一家。墙上是那块黑板。父亲——大家叫他单老头、单大爷、单大叔——正在黑板上写着“今天交奶费”，回过头说道：小兰儿，回来了？一张皱巴巴的核桃脸，眼窝凹陷，见眼睛，见颧骨，还见两只支起的招风耳，头发苍白，腰背佝偻。母亲——大伙叫她单大妈、单大婶——正在门口收拾着一堆烂砖烂木头，满身尘土，也是一张皱巴巴的脸，眨着眼看着她：小兰子，今儿休息？就你一个人回来？只她一人。做母亲的又放松了，继续收拾着破烂：回屋去吧。又有两个出入大院的邻居打着招呼：小兰回来了？她一一礼貌地回了话。见着这些老邻居，心里觉着特别亲，又有些酸酸的揪心。东方飙大叔打完电话从屋里出来：单大哥，钱我给您放下了，八分，我打了两个电话。行行，您放下吧。单老头点头应着。小兰儿，东方飙慈眉善目地笑着：回来了？啊，回来了。她答道。是，她回来了，回来了，和所有的人说回来了。她又回到这生养她的单家了，又回到从小长大的金象胡同一号了。
姐，回来了？弟弟大宝正一脚踩在凳子上，哼着曲擦他的皮凉鞋，没抬头。啊，回来了。她又一次答道。今天怎么了，说了这么多“回来了”。往常回家是这样吗？自个儿到底是要回哪儿？不是要永远离开这儿吗？大宝，这支钢笔，还有这个笔盒，送给你吧。她打开挎包，把一支金笔递过去，这是去年在医院得的奖品。姐，你自己不留着用？弟弟接过去欣喜地转动着，她看着他心中充满温情。弟弟小她四岁，从小是她把他带大的。姐姐，我要去街上嘛。他噘着嘴任性地拉着她，身子都倾斜得横过来了，她身不由己地笑着：行，行，姐领你去。那时他才四五岁，小胖墩。现在不胖了，下巴挺尖，眉毛浓黑，眼睛黑亮，个儿不高，但挺英俊。大宝，姐跟你说句话。弟弟抬头看了看：姐，你今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笑了笑，没有，我是突然想起来了，大宝，你以后的火爆脾气该改改了。弟弟对着镜子梳头发：我知道。你老说知道可能做到吗？那可保不准，脾气是天生的。你还不听我的劝是吗？大宝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姐，你今儿怎么了，要出国不回来了还是怎么着？她垂下眼似乎是笑了笑：你就听我这一句不行？听了我高兴。好，弟弟应道，我听，行了吧？
上午，下午，她在家忙了一天，把父母的脏衣服都洗了，把弟弟的衣服也洗了，把床单洗了，把屋里的隔帘也洗了。家里只有一间房，中间横一根铁丝，挂个布帘隔着，里边住大宝，外边住父母。她回来住，弟弟就让出他的床，自己在门口搭个行军床。小兰子，歇歇吧，别累坏了。父母劝道。她坐着小板凳弯腰搓洗着，扬起满是肥皂沫的手，用手臂揩一下额头的汗，笑笑，不累。她不怕累，从小劳苦惯了。父亲老了，母亲老了，矮矮小小，瘦瘦弱弱，和他们贴近在一起，能感到自己就是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