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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记者一周以后来。一周便是七天。白贵德与历史研究所党委紧急开会，紧急行动。外国记者采访，外电一报道，反馈回来，中央领导一批示，如此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该撤职、处分、通报了。这个程序，他们晓得。
每一天时间都是宝贵的，工作要有效率。范书鸿原是三室一厅，“文化大革命”中搬进锅炉管道工王满成一家，占去了一间。只要把这间房腾出来，问题就解决了。第二天上午立刻研究决定：拨出一套两室一厅，分配给王满成。白贵德亲自找他谈话：所里很关心你的住房困难，现在总算解决了。你回去马上就搬。今明两天内搬完。王满成点着头走了。
中午，听完丈夫传达，张海花眼睛一转：好。我还没想招儿呢，外国记者倒自己来了。咋说？两室一厅到手了吧。干啥事心软不得，要是前一阵听你的，顶大一间半，哪来这两室一厅。房子在哪儿？东直门外？不要。咱们要前三门这块儿的，你们所里有。东直门外的房子没前三门的好，又远。不敢张嘴？你就说东直门外孩子上学太远，老婆上班太远，说我身体不好。
下午，王满成又低着头来到研究所，半晌把话说了。白贵德愣了。他们不想搬？又半晌，王满成又说了一句：要是前三门这一块儿就行。
白贵德一眼便看明白了：是老婆在背后指使这个老实疙瘩。他放下脸：王满成，给你交个底，这次要不是外国记者采访范老，还给你挤不出这套房子呢。不搬，过了这机会，这房子就没了。另外，这外事任务，国际影响，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有啥困难，搬过去再慢慢解决。
王满成当下就打电话向内掌柜汇报。张海花斩钉截铁：有责任也不该咱们负。你来个嘴上软，心里硬，不搬，看他们怎么办？王满成犹豫着：要是连这一套也没了呢，那不就鸡飞蛋打了？ 张海花举着话筒翻着眼珠想了又想，咬了咬牙：豁出去了，就押这宝了。不给前三门的不搬。
白贵德这次真火了。好哇，利用这机会来要高价，岂有此理。你们不搬算了，东直门外这一套所里也收回了，你们还在老地方住吧。
王满成心里打着颤，但到最后，他不知为啥也铁了心：白书记，那我们就不搬了，还是挤着住吧。说着低头走了。
白贵德气坏了。一天时间就这样毫无进展地过去了。前三门的房子已然全分出去，只剩一套，他掌握着。有用场。哪能给王满成？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晚上回到家又筹划了一夜。第二天，翻过一页台历，歪着脸咬了咬牙，又拿起电话把王满成叫来。
王满成终于得到了前三门两室一厅的钥匙。张海花从厂里叫来十几号人，两辆卡车，一天，就把家搬走了。
当晚，白贵德亲自到范书鸿家来视察，看了看已搬空的房子，从上到下。墙壁白灰斑驳，污渍片片，到处是钉子，被浆糊粘得撕不下来的花纸。他皱着眉。
这我们自己打扫一下就可以了。范书鸿说。看着十几年后又回到自己手中的房子，他又高兴又有些感慨。恍恍惚惚，犹如隔世。
不，这不行。白贵德回头吩咐同来的行政科长：把房顶、墙壁整个粉刷一下，再用油漆刷一圈墙裙，天蓝色的。地面也不行，来不及了？想办法铺一层地板革吧。要快。明天一天之内完成。有困难？克服。这是政治任务，已经是两天过去了。
第三天，楼上楼下，叮叮当当，行政科长领着工人跑上跑下，跑进跑出，汽车喇叭嘀嘀响。晚上，静下来。那间空房白是白，蓝是蓝，一片崭新刷亮。范书鸿看着漂亮洁净的塑料地面，简直不敢踏进去了。
第四天，行政科长又领着几个人帮助倒腾家具。多了一间大房，门厅、厨房、厕所、卫生间又都变为独家使用，空间多了一倍。可以把东西匀开了。但问题又出来了：这两年因住房拥挤，范书鸿已把一些书柜、写字台“精兵简政”卖了。能倒腾过来的多是一捆捆的书，这像什么样？想办法买两件家具吧？范书鸿和吴凤珠商量着。
这哪儿来得及？白贵德一听汇报又作了指示。于是，历史所会议室的一套沙发被拉到了范书鸿家，又有一个大写字台、两个书柜也运来了。算是借给范老的吧。
第五天，忙累了一天的范书鸿一家刚刚起来，白贵德又笑呵呵地背着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困难似乎没有，但他仍然对布置不满意，对陪同干部又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一天之内，三室一厅的普通电灯都换成了富丽堂皇的乳白色莲花大吊灯。门厅里还装了壁灯，电铃也装上了。原有的两间套房，自然布置成卧室，王满成搬出的这一间，布置成范书鸿的书房兼会客室。沙发、茶几、书柜自不必说，又从所里的花房搬来几盆花，绿幽幽青翠翠地摆设上，挂上了一幅竖轴山水画：烟雨黄山。那原是党委会议室的。好不气派。
白书记工作既果断又过细。第六天，他发现一个重大细节：范书鸿家还没电话。这在国际上太说不过去了。电话不是说安就能安上的。没关系。范家楼下住着历史所的一个党委委员，把他的电话拆了，移到范书鸿家便可。优先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会成典范。还有什么困难？白贵德再次亲临视察，背着手在门厅里左右看着。
有。想买冰箱一直买不到，招待起外国客人有困难。范丹林说道。他自然懂得“借东风”。
怎么不早说？白贵德转过脸来。冰箱时下是紧俏货，有钱也难买。这难不住他，有整个党委领导的力量呢。下午，雪花牌冰箱就运来了，钱当然是个人付。同时还运来一盆青山秀水的盆景。行政科长搓着手：白书记说，放在你们门厅里。
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楼道里开始打扫卫生，自行车通通搬走。楼外也有人在打扫，坏了几年的单元门和楼梯窗户也在赶着修理。范书鸿全家则忙于采购烟酒菜肴，准备明天招待外国客人的家宴了。
这时，刚装上的电话响了，白贵德打来的。
范老啊，我们这两天又专门讨论了您的入党申请。您的组织问题，我想会很快解决的。这是您几十年来的要求。现在，您个人要做的，是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过去您是写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知道。但，以前申请书中的有些话，您了解，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在已不适用了……
范书鸿放下电话，疲倦地坐下了。
红蓝两瓣的花。
怎么，要发展你入党了？吴凤珠瞪大眼问。她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入党的事呢？
万红红得精神病了。
听到姐姐带来的这个消息，范丹林直直地站住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一言不发走到窗前，双手插在裤兜里，皱着眉笔挺直立地看着楼下。
丹林，你帮阿姨收拾鱼呀，别袖手旁观嘛。母亲在背后唠叨。不用，让弟弟想事情吧，我忙就可以了。保姆连忙说道。丹林，你是不是去看看她？她母亲舍不得她住精神病院，就在家守着她呢。丹妮说着。去看谁，万红红？怎么了，精神病？那有什么可看的。血统论的牺牲品，那几年，她们一家差点没把丹林弄成精神病。母亲又唠叨着，丹林，你怎么不帮忙啊？明天要请外国客人。
“我没时间。”范丹林转过身，不耐烦地递出一句，然后，目不斜视径直出去了。听见很闷的关门声。
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然后，水果店，百货店，书店，副食店，破着人流进进出出，不知买什么，提了满满一网兜，上了无轨电车。
……傍晚，火车在一个山脚小站停了。他们一起插队的十几个知青都下来活动。这是冬闲到山里修筑三线工程回来。范丹林与一个卖鸡蛋的老农民蹲着聊天。他喜欢社会调查，竟没听见开车铃，车开了，他听见喊声，才转身站起来，是万红红站在车门口挥手喊。他赶不上了，后边的车门一个个都已关上，车速也越来越快。只见万红红从前面跳下车，扬着手跑来了。
“你怎么也下来了？”
“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啊。”她快活地说，被一冬寒风吹红的脸绽开笑容。
两个人沿着铁路一夜步行三十多里到了县城。一路上，他们不知夜黑山险不停地聊着，冻得受不住了就跑一程，然后搂紧着往前走。两边的山黑魆魆的。寒风在夜空呼啸，星星冷得哆嗦。铁路阴森地闪着青光，枯草从头顶飞过，沙砾打得脸疼。他们聊着，他只听见她的笑声，感到她身体的温度……
他一级级上着楼梯，最后一级，熟悉的门。他在门口立了好一会儿，终于抬手轻轻敲门。门开了，是万红红的母亲何慕贤。她扫了一眼他手里提的东西。
“我来看看万红红。”范丹林说道。
“不用了，她有病。”
“我知道，我……”
“不用了。”
“那把这东西……”
“也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门关上了。他垂下眼想了想，把一网兜东西轻轻放在门边，下了楼。他在楼下来回走着，不时抬头看看三楼上万红红房间的窗户。
万红红听见了刚才母亲开门和说话的声音：“妈，谁来了？”
“一个走错门的。”
“妈，是不是范丹林来了？”
“不是。”
“我不信，是范丹林。他现在肯定还在门口站着呢。”万红红说着从床上起来。
“就算是他，也早走了。”
“不，他就在门口，我觉着了。”万红红趿拉着拖鞋往门口走。何慕贤不放心地跟上来。门打开了，没有人。
“你这不是看见了，哪儿有人？”
“我就是觉着了嘛。”万红红眼睁睁地指着眼前的空气，“这不是他站在这儿，右手提着东西？”
何慕贤感到恐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