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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出面管？谁愿得罪人？都瞎嘈嘈，顶啥用？人们对这种侵犯公共利益的事，常常是停留在气骂而已，侵害公众利益远比侵害个人利益安全得多。公众的人数越多，你的侵害越可肆无忌惮。
“庄校长，你看这该咋管啊？”有人请教庄韬。他皱皱眉，一扬头：要从启发教育入手。“教育能管用？”能，关键看你用什么办法。他决定亲自管管，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就要到处创造奇迹。他用毛笔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在大院门口的黑板上。
用电炉的朋友：
你一定是因为工作、学习忙，没有时间生炉子。我特意买了一个煤油炉送你，这比电炉更安全。用电炉，一是旧线路超负荷承受不了，一旦失火，危害于你，殃及大家；二是个人积怨甚多。一个人让众人指着脊背是不愉快的，不宜于身心健康。
一个关心你的人
黑板下放了他新买的煤油炉，旁边一塑料桶煤油。
接连几天煤油炉没人取走，可用电炉停止了。人们纷纷称道：庄校长，真服了您啦， 您真有办法教育人。他也谈笑风生：人都是有廉耻心的，要的是善于启发引导。天下哪有不化的顽石？它不化，是温度还太低嘛。正说着，电灯一暗，黄弱得厉害，众人面面相觑，说不上话来。用电炉的又开始了。
抓这用电炉的。人们愤忿了。“怎么抓？挨家挨户查？谁会把电炉摆出来让你看见？这不是办法。”庄韬摇着手。不用挨家挨户，是谁用，猜也猜出来了。“你猜有什么用，证据呢？再说，一旦撕破了脸，就难教育了。”教育家又摆手。那怎么办？
人们平时是散沙，不散不正常；但他们在公共利益被侵犯得太厉害时就团结起来了，不团结不正常。不再请示教育家就开始行动。深夜了，大院的灯差不多都熄了，七八个人蹑手蹑脚来到大院门口的电表下，电棒一照：转得风车般快。不是用电炉是用什么？
他们又轻手轻脚走到小北院，一排北房，他们悄无声地在四号门前停住。大热天，小屋门窗紧闭，拉严着窗帘，透出微弱的亮光，真是做贼心虚。他们用借来的仪表测了一下伸进屋里的电线。房矮线路低，稍欠脚就够着了，仪表很先进，不用接连，一感应就有了指示：小屋里正在大瓦数用电。他们相视了一下开始擂门，屋里灯一下灭了。他们更用力的擂门，今儿别想躲过去。听见里边慌张了一阵，一个男人充满敌意地问：谁，干什么的？外面的人粗着嗓子没好气地嚷道：派出所，查户口的。里面一下老实了：好，好，我就开门。灯亮了，门开了，人们像挤过一个瓶颈呼啦一齐涌进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勇气，然而，却一下都愣在那儿了。
主人熊国兵是挺魁梧的男人，穿着个小裤衩满脸恐惧地立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地上的电炉正咕嘟嘟煮着鸡蛋挂面。床上紧裹着毛巾被有点哆嗦地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半裸女人。粉红的裙子裤衩挂在椅背上。他老婆不在家？
好一会儿人们才反应过来，有个男人咽了口唾沫说：我们是来查电炉的。
熊国兵立刻活了：“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我认罚。这个月大院的电费我一个人都出了。”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十元钞票塞过来，没人接。“你们抽烟吗？”他又拿起烟来分散，人们自然都客气地推让。“来来，大伙儿坐。”他搬椅子拉板凳，显出一股圆通世故，人们当然不会坐。有个妇女端起气来，正正经经地说了两句：“以后你别再用电炉了，二十八家一个电表，这理儿你该明白。”“我说过了，永远不用了。再用，我算对不起大伙儿的教育，望大家担待担待。”他拔下插销，端下锅，通红的电炉丝顿时见暗，他提着插销线，把电炉拎起来：“你们没收了吧？……不？那我明儿一早砸碎它，扔在大院门口垃圾堆上。大伙儿明儿眼见为实。”
月光下，西院北房二层楼的阳台上，檐影下，只立着七号的女孩子。她仰头看着天上又快变圆的月亮，断断续续哼着歌。她回头看那边六号家，阳台玻璃门开着，纱门紧闭，半透明的红色窗帘后面有微微移动的人影。她和他约好，今晚在阳台上聊天的。怎么不来？
六号，就是那家一天到晚拖地的上海人。上中学的儿子正在和父母商量事，小妹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作业。奶奶要从上海来北京住住，但她行动不便，谁去上海接她呢？ 父亲说道：“瑞瑞倒是放暑假，但是……”“他太小了，自己还照顾不过来呢。”母亲说道。“也是，瑞瑞还太小。要不咱俩谁去吧？”
吉小瑞，为第一次与父母一起共议家事而感到兴奋：“爸爸妈妈，我已经快十六岁了，完全可以胜任，我去吧。”他是男子汉。
“不行。”母亲说，扶了一下眼镜。
“还是我去吧。我正好有一本书稿要送到上海出版社去。”父亲说。
吉小瑞更有劲头了：“爸爸，这件事也交给我吧。”他渴望到社会上闯荡。明天就动身。他忘了今晚阳台上的约会。
庄韬，像所有人一样晨起晚睡，昼劳夜梦。他的许多梦也是不便讲给他人听的，荒唐，没逻辑。人在梦里就变成另一个样了？自己的思想还要继续改造，灵魂还须进一步净化。
人活着要崇高，人要追求道德美。他到处讲。同志们，同学们，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道德，就好像赤裸的野人，那怎么行呢？有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左右有多少白眼全当看不见。那像话吗？有容貌，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势，都比不上道德美更宝贵。
他外出开会，正好又是“她”陪同。路过一个路口，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坐在马路边咳嗽着，一口又一口地吐着痰。真不讲卫生。“她”嫌恶地说着，侧脸而过。是不讲卫生。他也说着，从旁边走过去。但他又站住了。怎么，丢东西了？“她”回头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又走回那个农村妇女面前。你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儿？他问，闻到了难闻的馊臭味。妇女仰起脏污的脸没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罪，生活一旦安定，这么快就发胖了。坐沙发，坐小汽车，和人们一一握手，气宇挺轩昂，可挤着过这夹道儿是不太舒服，压抑，进了家也不舒展，憋屈。和老婆不多说什么，她忙她的，他忙他的，晚上也不在一块儿睡。饭好了，她叫他一声，他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起吃饭，饭桌上说两句家常话。
四个孩子不断地提要求，二十三岁的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十七岁的一个，递减数列；男女男女，符合村俗讲的“花生”。他们向他要钱、要东西、要出国。
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