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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对敌斗争的严重考验，一批英勇的人，挺立在人们面前。衡阳市冶金机械厂党委高度评价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全厂召开了表彰大会，给刘重阳记了一等功，晋升一级工资，奖励60元钱。伍国英、武振云等同志都立了功，受了奖。同时冶金机械厂党委建议衡阳市交电公司，对与“二王”搏斗有功的李瑞玲予以表彰。对于他们这种舍死忘生、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不正应该大力表彰，大大发扬吗？
第3章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二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两个罪犯怎样走向杀人犯罪的深渊，又怎样逃避打击，也是人们急于想知道底细的一个谜。其实，事情并不玄妙，也算不得复杂。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的父母，多年来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当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历史的和现今的许多事实证明，“二王”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并常常护短、溺爱，从小养成好懒馋滑恶习的王宗（王方），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砸锁的生涯。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过去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者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了，这位“人民教师”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有这样的家长，在这个家庭里长出“二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二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红榜题名居然有他一个。难怪发事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可见王宗玮已学会了一套伪装的伎俩呢。
说他伪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这次“二王”在广昌山丛中最后使用的两支枪，就是当年大北监狱所丢失的手枪。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猴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是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的一个歹徒。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专业。再有一项悄悄吸引着他注意力的事，是偷藏子弹。他在1978年6月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秘密报告：“已弄到七六二子弹一百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枪事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五颗手榴弹。从衡阳夺获的手榴弹，经过对验印号，就是他原在部队的武器。这个于1974年，也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就成为王宗（王方）行窃同伙的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之外，略高二哥一筹的是，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他复员后，潜伏着、期待着，并尽力制造麻痹别人的假象，积累掩护自己的资本。
王宗（王方）刑满释放后，这哥俩迅速粘连一起，狼狈为奸。据已得到的材料证实，在发案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们的犯罪活动最为频繁。他们研究了偷盗对象、偷盗手段，备好了化装衣着、行窃工具和在暴露的情况下掩护逃脱的枪支。他们偷盗的对象是各军医院的小卖部，这是因为王宗（王方）在医院工作多年；王宗玮熟悉部队生活，行窃起来，是轻车熟路。在大年三十中午作案的前几天，他们已绕作案四次了。农历二十九那天中午，“二王”窜到陆军医院行窃。王宗（王方）撬门入室，正欲拿钱，被赶来的女营业员一把抓住，正要扭送他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营业员告诉他捉到小偷时，这“军人”抓住王宗（王方），向营业员说：“交我处理！”营业员信任地把小偷交给“军人”。“军人”把小偷带走后，营业员发现他俩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跑了！这冒充军人者，就是王宗玮。“二王”制定了一套化装作案、掩护逃脱的战术，很容易欺骗一些轻信的善良人。
占有金钱的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的恶念，驱使他们乔装打扮，亡命冒险。
第4章北京，公安部大楼里的刑侦局值班室。
从“二王”在西里坪跳车起，这里便不断地与湖南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局密切联系，几位局长和主管追捕“二王”的值班人员，把大地图铺在地上，用彩笔把“二王”的行踪描绘在上面。“二王”于2月18日下午离开茶山坳以后，去向不明，地图上的行踪线断了。下一步怎样进行围捕？公安部的指挥所，要拿出作战方案。汇聚在这个简朴的值班室里的同志们，凭着几十年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和对物证、情报的分析，判断“二王”原计划是乘四十七次列车到广州，然后妄图越海出逃。车上的遭遇，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衡阳遇险，致使他们无目的地逃窜。他们知道处处布下天罗地网，不敢继续南去，北返也不安全。近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流窜在衡阳、长沙、武汉一带。公安部立即派出追捕“二王”工作组，到湖南、湖北参加追捕。
事态不出北京指挥部所料，“二王”在衡阳茶山坳消失在三天之后，突然在武汉市区里出现！
公安部刑侦局从各地汇报的情况中理出了线索：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咸菜。她用钥匙开开门，房里漆黑。她刚要去拉灯，突然一只男人的大手堵住她的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堵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下，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一阵疼痛，一阵昏沉，她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一号、二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二王”就隐藏在武汉市。
武汉重镇，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的汇聚点，长江、汉水，缓缓流去，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在这几百万人口的繁华的大都市里，如何能找到两个隐蔽着的坏人呢？
武汉岱山检查站，坐落在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站长王云带领民警和民兵，每天工作在简陋的工作室里和开阔的公路边上，他们日日夜夜瞪大警惕的眼睛，擒捉一个个盗窃分子，截获一批批被盗的物资。仅1982年，检查站就在这小房前，破获偷盗自行车案146起，偷盗汽车案4起，堵截被盗耕牛12头。在与盗窃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民警、民兵个个英勇：他们曾与犯罪分子滚打在山坡上，他们曾与汽车大盗驱车较量在公路上……岱山检查站以出色的成绩荣获武汉市公安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王云开罢后湖会议，25日上午便来检查站传达。他虽然年过半百，但在工作中和年轻人一样沐雨栉风，昼夜值班。他不仅把自己的年华全部献给人民公安事业，还眼见小儿子穿上警服，戴上国徽，分外高兴。邻居们都知道，王云像个老战士那样，严格地要求儿子。
这天在检查站值勤的是青年民警李信岩，他年仅25岁，从部队复员后，在市人民警察学校学习，结业后，于1982年春天，来到检查站。这个魁梧、英俊的公安战士，能武又善文，他写下的日记，常有些内心情感的抒发。
1982年的深秋，已是秋风瑟瑟。他追捕一个逃犯，这罪犯走投无路，跳进冰冷的粪坑。李信岩毫不犹豫，纵身跳下，在粪坑里活捉歹徒。
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心神不定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走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通行。李信岩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车上没有牌照，便问“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了马脚，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王云一同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李信岩向王云报告：“所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命令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下在手里。之后，三个人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像杀猪似的嚎叫。
听到叫声，其他同志也都涌进小屋里，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