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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
“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
“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
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
“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
“也有点身不由已。”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
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
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
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
“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
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
“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
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
“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
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
“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
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
“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
“你都不记得了?”
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
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
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