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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述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公式：物（客观现实）——情（作家思想感情）——文（文学作品）。更为可贵地还在于，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他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指出，建安文学悲歌苍凉的风格特征，根源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文学作品要做到内容形式的统一，不可偏废。他打比喻说：水有虚柔易动的本性，才能泛起波纹；树木有坚实的树干，才能开出茂盛的花朵，这就好像形式依附内容而存在，受内容决定；虎豹身上要是没有花纹，它的皮子就与狗皮羊皮一样不漂亮、不贵重；犀牛皮质地坚韧，可作战甲，只有涂上红、黑油漆花纹图案，才能漂亮而贵重，这就好像内容要靠形式来表现。但刘勰并不把二者等同看待。他认为，文章的美好，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内容，而不是形式，正如涂脂抹粉只可起一些装饰作用，真正的漂亮还在于眼睛和脸形生得好看。他批评南朝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
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的论述更为精彩。他认为，文学要不断创新，要“日新其业”，永远老一套，就没有可能超过前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新变不一定变得好，也可能越变越坏，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如何保证文学创作向好的方向变？他主张处理好“通（继承）”和“变（创新）”的关系，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看清文坛的发展趋势，来创作动人的作品；同时也要参考古人的优秀作品，来确定写作的法则。他认为，只有善于创新才能持久，只有善于继承才不会贫乏，“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鼓励作家要有“趋时（适应时代要求）必果，乘机（抓住时机）无怯”的变革精神，并说：古来作家，一代接一代，“莫不参五（错杂）以相变，因（继承）革（革新）以为功。”这些论述表现了刘勰辩证的发展的文学观念。
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刘勰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貌，要求作家加强学习以形成优美的风格。他把作家的个性归结为才（才华）、气（气质）、学（学识）、习（习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分别有庸（平凡）与俊（杰出）、刚与柔、浅与深、雅（正）与郑（邪）的不同。刘勰认为正是作家个性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作品风格的不同，才形成了文坛上变化万千。
他说：作品中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与作者的才华一致；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与作者的气质一致；作品所写事件及其意义的浅陋或精深，不会与作者的学识相反；作品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与作者的习惯不同。总之，“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又认为，作家个性中的才华和气质是各人的先天禀赋，学识和习惯是后天陶冶学习而成的。但他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他说：天赋是有的，但开头时的学习方向很重要，这正像凿木染丝，决定于开初要凿个什么样子，染什么颜色，一旦凿成染成，要再改变，可就困难了。他时时提醒作家要重视学习：“积学（积累学识）以储宝，酌理（辨明事理）以富才“，”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对初学写作者无疑是有益的教诲。
《文心雕龙》可供今日继承或借鉴的内容，自然远远不止以上所述，而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一份古老的文学理论遗产，它不是像蜡烛一样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渐趋熄灭，不是像钟声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大而渐趋微弱，而是像奇珍异宝一样越来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自从九世纪初，《文心雕龙》越出国界传到日本，19世纪传到欧洲，至今国外不仅已有许多译本，专供研究用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及其历史贡献，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注目。据统计，从沈约至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或品评、或采摘、或引证、或考订的历代著名学者，达80多人。章太炎以后，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和专著则难于统计，仅1962年全国报刊登载的研究论文就有四百多篇。当时学术界称1962年为“《文心雕龙》年”。但是，《文心雕龙》虽然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却都没能全部地理解它和把握它，而且越是后来的研究者，越认为前人对它的肯定不够，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这也是一大奇特现象。《文心雕龙》中有许多理论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及其意义，至今还没能完全把握，需要继续探索和阐发。《文心雕龙》对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价值是巨大的，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如今《文心雕龙》已经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普及到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当中，被应用于一般的文艺理论教学和文艺评论当中。
布衣寒素的刘勰，没能实现他那“奉时骋绩”的理想，却极其出色地做到了“独善垂文”。他没有婚娶，没有子嗣，《文心雕龙》的为流布，使他获得了永恒的存在。
23 天地间纵横英雄气——《三国演义》
说起中国历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三国时期。这并非得益于史书《三国志》，而是得益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长篇历史小说，至今仍深受读者的喜爱。
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开始于公元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即221 年，刘备在四川称帝，这就是蜀汉，简称蜀。
孙权在222 年改元黄武，229 年在江东称帝，这就是吴。魏、蜀、吴就是我们说的三国。公元263 年，魏先灭蜀汉；265 年，司马炎废魏建晋。280 年，晋灭吴。
至此，三国被晋消灭，归于统一。所以，历史上讲的三国时期是从220 年到280 年60年的历史。不过，从公元212 年孙权移到建业（今南京），次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又次年刘备入成都做益州牧开始，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当然，要探究三国的形成过程，就要追溯到公元184 年的黄巾起义。因为从这时起，汉帝国已开始动摇，而建立三国的统治集团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一般人心目中的三国的概念包括了从公元184 年黄巾起义到280 年司马炎统一全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到公元184 年，终于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为镇压起义，各军阀招兵买马，于是群雄蜂起。这时，宫中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也更激烈。公元189 年，外戚何进为除掉宦官蹇硕等，招凉州军阀董卓进京。董卓一入洛阳，就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企图夺取大权。
于是在公元190 年，以袁绍为首的十路军从组成“关东军”，讨伐董卓，军阀混战由此开始。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董卓被杀后，袁绍、袁术、曹操的势力最为强大。公元200 年，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经过几年奋战，曹操统一了北方。208 年，曹操率十多万大军南下攻下荆州，要渡长江打孙权，实现统一。结果，孙权、刘备联合起来，火烧战船，大败曹操，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这一战，彻底打破了曹操统一全国的计划，稳定了孙权的地位，也为刘备进入益州提供了条件。之后，曹操退回中原，屯田练兵，准备再战，但经过四、五年苦战得到的汉中，到219 年又为刘备所得。220 年，曹操病死，曹丕废汉帝建立魏国，但一直无力统一全国。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进入四川，221 年建立了蜀汉。此间，关羽曾从江陵北攻曹操，形势有利，但吴兵却乘机袭击其后方，占领江陵，杀死关羽。222 年，刘备为了报仇，大举攻吴，结果在猇亭惨败，被迫逃回，第二年便病死了。儿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此时，蜀国处境艰难，诸葛亮通过“七擒七纵”降服孟获。又通过六出祁山，稳定北方。但最后一次，却病死于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内部矛盾加剧，加上连年战争，民力疲敝，终于在263 年，被司马昭灭掉。两年以后，司马昭病死，儿子司马炎逼曹奂让位，自己做了晋朝皇帝，魏亡。
东吴方面，孙权死后也一直争斗不休，司马炎在279 年发20万大军攻吴，次年攻到建业，吴国亦亡。三分天下的局面最后被晋统一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刚结束，由蜀汉入西晋的史学家陈寿，就搜集史料，写出史学名著《三国志》。
不久，另一位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引书二百多种，补充了大量史料，为后人“演义”三国历史，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不少野史杂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三国故事，如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殷芸的《小说》等。与正史不同，这些记载有较多的虚构成分。
到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各种娱乐“伎艺”应运而生，“说话”就是其中之一。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中有一科是讲史，演说前代历史故事，三国故事就是讲史的重要题材。据记载，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
还有记载说，有的小孩很顽皮，家里讨厌，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听古代故事。
听到刘备失败，就皱眉头，流眼泪；听到曹操失败时，就哈哈大笑。可见，当时三国故事已非常流行。元朝杂剧盛行，三国剧目有三十多种，如《单刀会》、《三英战吕布》、《赤壁鏖兵》等。后来，有人将流行的三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