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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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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论述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公式:物(客观现实)——情(作家思想感情)——文(文学作品)。更为可贵地还在于,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他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指出,建安文学悲歌苍凉的风格特征,根源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文学作品要做到内容形式的统一,不可偏废。他打比喻说:水有虚柔易动的本性,才能泛起波纹;树木有坚实的树干,才能开出茂盛的花朵,这就好像形式依附内容而存在,受内容决定;虎豹身上要是没有花纹,它的皮子就与狗皮羊皮一样不漂亮、不贵重;犀牛皮质地坚韧,可作战甲,只有涂上红、黑油漆花纹图案,才能漂亮而贵重,这就好像内容要靠形式来表现。但刘勰并不把二者等同看待。他认为,文章的美好,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内容,而不是形式,正如涂脂抹粉只可起一些装饰作用,真正的漂亮还在于眼睛和脸形生得好看。他批评南朝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

  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的论述更为精彩。他认为,文学要不断创新,要“日新其业”,永远老一套,就没有可能超过前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新变不一定变得好,也可能越变越坏,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如何保证文学创作向好的方向变?他主张处理好“通(继承)”和“变(创新)”的关系,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看清文坛的发展趋势,来创作动人的作品;同时也要参考古人的优秀作品,来确定写作的法则。他认为,只有善于创新才能持久,只有善于继承才不会贫乏,“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鼓励作家要有“趋时(适应时代要求)必果,乘机(抓住时机)无怯”的变革精神,并说:古来作家,一代接一代,“莫不参五(错杂)以相变,因(继承)革(革新)以为功。”这些论述表现了刘勰辩证的发展的文学观念。

  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刘勰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貌,要求作家加强学习以形成优美的风格。他把作家的个性归结为才(才华)、气(气质)、学(学识)、习(习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分别有庸(平凡)与俊(杰出)、刚与柔、浅与深、雅(正)与郑(邪)的不同。刘勰认为正是作家个性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作品风格的不同,才形成了文坛上变化万千。

  他说:作品中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与作者的才华一致;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与作者的气质一致;作品所写事件及其意义的浅陋或精深,不会与作者的学识相反;作品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与作者的习惯不同。总之,“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又认为,作家个性中的才华和气质是各人的先天禀赋,学识和习惯是后天陶冶学习而成的。但他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他说:天赋是有的,但开头时的学习方向很重要,这正像凿木染丝,决定于开初要凿个什么样子,染什么颜色,一旦凿成染成,要再改变,可就困难了。他时时提醒作家要重视学习:“积学(积累学识)以储宝,酌理(辨明事理)以富才“,”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对初学写作者无疑是有益的教诲。

  《文心雕龙》可供今日继承或借鉴的内容,自然远远不止以上所述,而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一份古老的文学理论遗产,它不是像蜡烛一样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渐趋熄灭,不是像钟声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大而渐趋微弱,而是像奇珍异宝一样越来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自从九世纪初,《文心雕龙》越出国界传到日本,19世纪传到欧洲,至今国外不仅已有许多译本,专供研究用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及其历史贡献,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注目。据统计,从沈约至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或品评、或采摘、或引证、或考订的历代著名学者,达80多人。章太炎以后,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和专著则难于统计,仅1962年全国报刊登载的研究论文就有四百多篇。当时学术界称1962年为“《文心雕龙》年”。但是,《文心雕龙》虽然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却都没能全部地理解它和把握它,而且越是后来的研究者,越认为前人对它的肯定不够,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这也是一大奇特现象。《文心雕龙》中有许多理论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及其意义,至今还没能完全把握,需要继续探索和阐发。《文心雕龙》对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价值是巨大的,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如今《文心雕龙》已经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普及到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当中,被应用于一般的文艺理论教学和文艺评论当中。

  布衣寒素的刘勰,没能实现他那“奉时骋绩”的理想,却极其出色地做到了“独善垂文”。他没有婚娶,没有子嗣,《文心雕龙》的为流布,使他获得了永恒的存在。 
  

  
23 天地间纵横英雄气——《三国演义》
 
  说起中国历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三国时期。这并非得益于史书《三国志》,而是得益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长篇历史小说,至今仍深受读者的喜爱。

  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开始于公元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即221 年,刘备在四川称帝,这就是蜀汉,简称蜀。

  孙权在222 年改元黄武,229 年在江东称帝,这就是吴。魏、蜀、吴就是我们说的三国。公元263 年,魏先灭蜀汉;265 年,司马炎废魏建晋。280 年,晋灭吴。

  至此,三国被晋消灭,归于统一。所以,历史上讲的三国时期是从220 年到280 年60年的历史。不过,从公元212 年孙权移到建业(今南京),次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又次年刘备入成都做益州牧开始,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当然,要探究三国的形成过程,就要追溯到公元184 年的黄巾起义。因为从这时起,汉帝国已开始动摇,而建立三国的统治集团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一般人心目中的三国的概念包括了从公元184 年黄巾起义到280 年司马炎统一全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到公元184 年,终于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为镇压起义,各军阀招兵买马,于是群雄蜂起。这时,宫中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也更激烈。公元189 年,外戚何进为除掉宦官蹇硕等,招凉州军阀董卓进京。董卓一入洛阳,就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企图夺取大权。

  于是在公元190 年,以袁绍为首的十路军从组成“关东军”,讨伐董卓,军阀混战由此开始。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董卓被杀后,袁绍、袁术、曹操的势力最为强大。公元200 年,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经过几年奋战,曹操统一了北方。208 年,曹操率十多万大军南下攻下荆州,要渡长江打孙权,实现统一。结果,孙权、刘备联合起来,火烧战船,大败曹操,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这一战,彻底打破了曹操统一全国的计划,稳定了孙权的地位,也为刘备进入益州提供了条件。之后,曹操退回中原,屯田练兵,准备再战,但经过四、五年苦战得到的汉中,到219 年又为刘备所得。220 年,曹操病死,曹丕废汉帝建立魏国,但一直无力统一全国。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进入四川,221 年建立了蜀汉。此间,关羽曾从江陵北攻曹操,形势有利,但吴兵却乘机袭击其后方,占领江陵,杀死关羽。222 年,刘备为了报仇,大举攻吴,结果在猇亭惨败,被迫逃回,第二年便病死了。儿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此时,蜀国处境艰难,诸葛亮通过“七擒七纵”降服孟获。又通过六出祁山,稳定北方。但最后一次,却病死于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内部矛盾加剧,加上连年战争,民力疲敝,终于在263 年,被司马昭灭掉。两年以后,司马昭病死,儿子司马炎逼曹奂让位,自己做了晋朝皇帝,魏亡。

  东吴方面,孙权死后也一直争斗不休,司马炎在279 年发20万大军攻吴,次年攻到建业,吴国亦亡。三分天下的局面最后被晋统一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刚结束,由蜀汉入西晋的史学家陈寿,就搜集史料,写出史学名著《三国志》。

  不久,另一位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引书二百多种,补充了大量史料,为后人“演义”三国历史,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不少野史杂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三国故事,如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殷芸的《小说》等。与正史不同,这些记载有较多的虚构成分。

  到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各种娱乐“伎艺”应运而生,“说话”就是其中之一。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中有一科是讲史,演说前代历史故事,三国故事就是讲史的重要题材。据记载,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

  还有记载说,有的小孩很顽皮,家里讨厌,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听古代故事。

  听到刘备失败,就皱眉头,流眼泪;听到曹操失败时,就哈哈大笑。可见,当时三国故事已非常流行。元朝杂剧盛行,三国剧目有三十多种,如《单刀会》、《三英战吕布》、《赤壁鏖兵》等。后来,有人将流行的三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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