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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
潘佑军狼狈不堪。
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
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
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
医院院墙外也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
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 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
“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
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
“你好像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
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 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
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也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抬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愣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
“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
“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得我含苞欲放呢。”
“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个女孩不错,今天不巧你来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啊。”她转身匆匆走了。
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
“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
“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
我说着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
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
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
“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
“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嗑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
“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
“行行,不急。”
“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
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商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
“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上——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 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 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发觉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憾。”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的。据我所知,吴 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感的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我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次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其实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在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给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
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了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扣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在办公室我还戴套袖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欣赏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有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
“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啊?”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