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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只持续到年底就结束了。
到12 月底，在被占领土上的大部分法塔赫小组及联络网被以色列保安机
构发现和破坏。数百名法塔赫战士被杀害，一千多名战士波捕。阿拉法特本
人也差一点遭厄运。如果不是阿布·杰哈德派遣突击小组去援救他，阿拉法
特可能也会被抓住。
在法塔赫看来，最令人沮丧的是，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多数巴勒斯坦
人也巴不得那些曾声称是他们的解放者的人走开。
对阿拉法特和法塔赫来说，哪些方面出了毛病呢？
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法塔赫的真正目标。迄今为止，
大部分西方评论家和作家都满足予以其表面价值对待法塔赫的宣传。在此基
础上，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培赫未能在被占领土上发动一场人民起
义？而回答差不多都是说，阿拉法特和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同事们，很少有或
者根本没有他们如何行动的计划。特别是如他们所说的，阿拉法特和他的同
事们，没有制订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他们不懂得，发动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需要数年时间，在进行实际的斗争或战斗之前需要有详尽的政治、心理和组
织计划。他们说，阿拉法特是急于求成。
如果法塔赫的真正目标与其公开宣传的目的相同的话，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法塔赫是在寻求发动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想通过起义把以色列军队赶出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那末上述评判将是正确的。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正如
哈拉德·哈桑所说，法塔赫领导人同意恢复军事行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
是为不给以色列同约旦媾和而主动撤出约旦河西岸以机会。事实上，如果双
方实现媾和，将使以色列和约旦（或许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可能控制和
扑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星星之火。阿拉法特本人的目标也没有特殊之处。他
希望战斗，以便保持斗争理想，使之继续生存下去。
法培赫关于在被占领土继续斗争的决定，不是一项周密计划或长期的解
放战略的一部分。它是一项战术行动，针对被察觉出来的对运动的威胁而采
取的。如果没有以色列撤军的前景，或者关于以色列撤军的认真的会谈，法
塔赫领导人绝不会支持阿拉法特关于恢复军事行动的号召。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为什么阿拉法特未能激发足够的人民支持，使他和
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行动得以坚持下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点。第一，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多数巴勒斯坦人，
只不过不相信单独采用军事手段来继续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多数人，特别
是约旦河西岸居民认为应当有一个同以色列政治谈判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
案将使阿拉伯人多少承认在1967 年前的边界以内的以色列，从而让以色列军
队撤回到这些边界以内，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某种巴勒斯坦实体。我
不以为，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会以任何热情期待这一前景，因为这一解决办法
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将要放弃原有的返回他们在以色列的国土和家园的希
望。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阿拉伯军队可以被以色列很容易地击
溃，巴勒斯坦人没有机会通过军事手段来推进他们的事业。如果法塔赫当时
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纲领，在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将有可能给予阿拉法特
和他的战士以更多的支持。但是，在1967 年法培赫还远没有制订出任何政治
纲领。
第二，被阿拉法特看作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消极甚至失败主义态
度，因以色列采取的残酷而有效的行为得到加剧。以色列以残酷而有效的方
式破坏法塔赫组织，与此同时，阻止占领下的人民支持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
看看以色列军事和其他保安机构采取的孤立然后打击法塔赫的的行动，就足
以证明这点。
这些战术行动有：宵禁、设置警戒线和逐户搜寻；限制旅行和行动；对
法塔赫积极分子和同情者判处长期囚禁；不经审判的拘留；驱逐；毗邻或集
体处罚，包括封闭学校、商店和办事处，炸毁那些给予或被怀疑给予法塔赫
积极分子以掩蔽的人的房屋。摩西·达扬1969 年12 月声称，炸毁房屋的总
数达516 所。而伦敦《泰晤士报》在达扬讲话的两个月前的一份专题报导中
说，实际数字是7000 所。
受到惩罚的不仅是那些被发现参与破坏行动的巴勒斯坦人，而且还有被
怀疑与这些行动有牵连的人。以色列的政策是，惩罚任何不服从以色列命令
和指挥的行为。
对于法塔赫组织往被占领土如何被消灭的报导，以色列一方面竭力缩小
以色列的残暴，而另一方面则夸大法塔赫的弱点。根据权威的以色列人对所
发生的事件的描述，法塔赫的安全是不存在的，法塔赫战士一旦被捕就准备
并愿意出卖他们的同事。毫无疑问，法塔赫的安全措施在那些日子里确是很
差，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是最早谈到这一点的人。但是，这并不是以色
列各种情报和特务机构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得以逮捕1000 多名法塔赫
战士的主要原因。
事情真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莫萨德已经掌握了哈尼·哈桑从西欧派
回的学生战士的档案。哈尼说：“我们在欧洲的学生组织自然是十分民主的。
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们需要民主。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政治
事务公诸于众。这样，当我们参加学生组织竞选时，我们的名字就出现在报
纸和杂志上。我们的会议当然也是公开的。这一切给了莫萨德在欧洲的间谍
以机会，得以了解和跟踪我们，并将我们的情况记入档案。到我们的学生从
欧洲去阿尔及尔的时候，莫萨德已经建立了我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档案并附有
照片。当我们不再居住在欧洲我们的住所时，莫萨德便很快知道我们在哪儿
和我们正在做什么。
“艾萨德间谍在建立他们的关于我们情况的档案时，也得到了欧洲当局
的大量合作，特别是西德当局的合作。许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了解到莫萨德
是如何对付我们的。那是在霍梅尼革命成功以后在伊朗。以色列驻德黑兰大
使馆在伊朗革命以前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谍中心。革命以后，我进入以
色列大使馆并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记载有我们许多战士和人士姓名的书。人名
按字母顺序排列。每个人的姓名下面都有四至五行的文字记载——说明我们
这些人如何危险等等，大多数人都附有用片。有关我那一栏中的照片是我于
1959 年在慕尼黑读大学时交给学校的照片的复制件。莫萨德就是这样得到我
们当时在欧洲学生政治活动中大多数积极分子的照片的。我仍保有在以色列
大使馆发现的这本书。它证明欧洲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同莫萨德进行合作。当
然，西德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德国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内疚感，他们准备向莫
萨德提供任何便利。我也应当指出，以色列人在向德国人进行道德讹诈，他
们是负有罪责的。有一次我正准备去会见维利·勃兰特，那时我是巴勒斯坦
学生联合会主席，而他任西柏林市市长。他却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会见，理
由是他不愿给以色列人以机会，指
责他为“纳粹”和“反犹太人”。我从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中感到，许多
德国人对这种道德讹诈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是以色列人在向他们敲诈。
“正是由于莫萨德在欧洲的工作成果，使得以色列军事当局在我们准备
军事行动时，就已掌握了每一个人的档案材料。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地址。
他们也拥有我们的照片。我必须说的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是非常仔细的。我
们后来知道，在每个人的卷宗里都有两张照片。一张是照片原件的复制件，
这就是说，这张照片是我们进入欧洲各高等学校时的相貌。另一张相片相同，
但却在每个人头上画了一幅阿拉伯头巾。系上这幅头巾，人们可以很容易地
把自己变成另一付模样。以色列人显然料到我们将这样做。一旦以色列人掌
握所有这些有关代们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在我们开始行动时追捕我们已不
是什么难事。”哈尼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我们学生战士中接近90％的人
遭到杀害或逮捕。”
以色列人也强迫一些被囚禁的法塔赫成员，辨认从而出卖他们的同事。
据哈尼和其他参加1967 年最后四个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斗争的人说，以色
列有时采用“盖世太保的战术”。他们把一些法塔赫囚禁人员带到他们的村
子和家乡一带。在那里，他们的面孔被兜帽蒙住，只留下两条眼缝。他们被
要求在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中认出哪些人是法塔赫的成员。那些不愿按以色列
要求而行动的人，受到被处死的威胁。或者，如果他们不予合作，他们的家
人，特别是妇女，将受到伤害。
假如那一切都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以色列保安机构的头子们就有充分理
由来祝贺他们镇压起义行动的功效。但是，他们失败的一件事是，未能抓住
并杀死阿拉法特本人。而这并不是以色列人不想努力这样做。
阿拉法特究竟有多少次差点被逮捕，这是他本人的秘密。他之所以不愿
谈起他在被占领土逃脱的细节，大概是因为在以后的某一时刻他又要转入地
下活动。阿拉法特本人只对我讲过两次有关他的逃脱经历。一次是他手挽着
他的一个同事的妻子，抱着另一个同事的孩子，从以色列警戒线溜走。另一
次是发生在东那路撒冷。阿拉法特说：“我正打算在那里的我们一所安全的
房子里过夜。我化装成一个老人来到那儿。在进门处我停顿了几秒钟。然后
我说：‘小，不，我不喜欢这里。’接着我便立即离开了。不到30 分钟，以
色列士兵包围了这个地区，进入了我曾经打算过�